2015年6月25日 星期四

看建制蟹下場——或者,真的有業報



政界大奇蹟日一星期,隨各方反應浮面,再加上Whatsapp對話完全曝光,建制蟹蝦碌到底是阿爺之手還是上帝之手,已再無懸念,甚麼陰謀論也無法成立,事情只是徹徹底底「豬咁蠢」。

建制蟹這次幾乎一鑊熟,更形成互鬥,肯定有人要人頭落地,連帶其後台中聯辦也隨時一身蟻。大家就好像看到奸臣落鑊,還是全體落鑊,那些建制藍屍聲都唔敢聲。得此下場,任你最出色的編劇也寫不出來。

可能,真的有超自然力量,又或者叫上帝之手,又或者叫業力果報,也不定。香港人是有福的,也願意積福,即使香港人也有不少缺點,但大部分都善良、正直,有善心,經常捐錢做善事,好多有心人在不同角落幫助其他人,又愛護動物。再加上,一場雨傘運動,很多人在這麼多日裏如此堅毅不屈,正直善良,拒絕邪惡統治,捍衛文明價值,流血流汗,是,即使失敗了,但正如廣告所言:「明知會輸,也一定要贏。」這種精神,或許,積了很好的業報。

相反,對家的嘴臉醜惡百倍,濫權,亂棍扑人,暗角打鑊,還有那些維護建制事事賴佔中的嘴臉,一群賣相極為猥瑣的愛字頭小丑,聯同黑社會一群一群到佔領區襲擊學生婦孺,不是在製造最壞的業報嗎?

彷彿真是「人在做,天在看」,一邊在做正業,一邊在造孽,此消彼長,弄至建制派今日的難看下場。這群人有權有勢,也真的不是蠢豬,竟然如此「一鑊撬起」,何以至此呢?沒錯,因果業報比「民族性」更屬玄談,但除了上帝出手,我真的無法解釋了。

《大時代》裏,方展博決定要跟丁蟹對賭,陳滔滔大力反對,方展博說「有些事你唔做你唔知架」。沒錯,或者方展博真的是丁蟹尅星,只有他和丁蟹對賭,丁蟹才會一敗塗地。如果方展博早七年和丁蟹對賭,可能早七年大仇得報。但這是人性的弱點,一個人不是折墮到某個位,是不願意豁出去的。香港真的像方展博,經歷了十八年的蹂躪,大家覺得輸無可輸,盡地一煲來個佔領。我以為,香港真的全輸了,但想不到半年後,雖然也沒有贏,卻讓全港看見建制派的醜陋、折墮,而當中的曲折如此玄之又玄,可能真是業力作崇,香港也沒有輸掉十足。

隨着爆料越多,這次事無善了。方展博贏了丁蟹後,在桌上放了一家人的相,開了香檳,一隻一隻蟹咁數。我也會學方展博一樣,在桌上放着香港的核心價值,數着一隻一隻有份侵害這些價值的建制蟹(中聯辦大概是丁孝蟹了),開瓶香檳。雖然,丁蟹最後死不掉,但已夠我樂上好幾天。


2015年6月23日 星期二

如果民族性是種遺傳病



近日陶傑與梁文道為「民族性」大戰,將坊間多年的論戰浮面。

頗為奇怪,這個世界有沒有「民族性」,民族性是不是一種玄談,需要爭論嗎?第一次接觸民族性這回事,是初中讀「差不多先生」這課書,「中國人就係咩都差唔多,得過且過」,這句話,是中學老師說的,現在回想,腦裏還浮現他的樣子。到今天,當學生答錯問題,推說「都係差唔多啫」,我總要說差不多先生把醫生和牛醫當成差不多的故事。

然後,就是初中讀的「阿Q正傳」。「阿Q精神」不是用來諷刺中華民族的性格嗎?只有阿Q精神的民族,才會想到用「場外點票」這種標題嘛。

繼而,就是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所以,自小已不斷聽「民族劣根性」這個說法。如果說陶傑發明了「民族性」的說法,大家只是製造神話,民族性的說法存在已久,陶傑只是套用了現代科學的DNA來增潤文筆。

民族性這個話題,相當宏大。本文只能掃描式探討幾個問題。

. 民族性是什麼?

民族性當然就是一個民族的典型特質。例如,中國人重男輕女的民族性,歷來都很重,比起很多其他地區都誇張。大陸實施一孩政策後,多少女孩被抛到河中,多少孤女被賣掉,大家也可翻查出來,這都是中國文化長久以來積累的民族性。即使香港,早前就有男子因為老婆連生五個女孩,竟然要自殺。又例如,中華文化有極強的「長幼有序」觀念,故較難令民主實踐,因為民主就是反過來削掉上位的權威。

這些特質是跟民族的文化背景有關,而文化背景又跟地理、生存條件有關,而這些元素又會催生了相應的經濟和政治架構,然後促成相應的歷史,歷史又反過來影響文化,完全是個相當複雜的互動,這還沒有計算幸運的元素。

當我們偶爾聽到,香港人覺得「日本人怎樣」、「英國人怎樣」,同樣也是一種民族性觀點。民族性根本不是用來針對中華民族的。

. 民族性有多準確

一如大部分社會科學般,有七成準確,已很厲害。我們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準確來與之相比,因為自然科學是非思考的固定規律,但人會思考和進步,人也有不服從主流社會規律的自由意志。所以,談及民族性時,當然不是說100%,但這應是社會科學的常識,不能每次在日常使用民族性一詞都要提一句「有例外」。

. 民族性為什麼變成爭議?

筆者推斷,是源於近數十年興起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很強的批判力,但往往被人用來取巧。例如當我們說一個民族有某民族性時,套用第二點,其實是指一個概括的典型,而非毫無差異、永恆不變的定律,當中必涉例外。但部分論者喜愛以20%的例外,來推翻80%的典型,令這些論者立於不敗之地,成為真正的「左膠」(我一向避免用標籤,免礙討論,但這裏用得準確)

舉個例說,所有教科書都會告訴你,青少年進入青春期時,會生暗瘡,但「左膠」學生會指着一個沒有生暗瘡的同學,反駁老師:「你講大話,你這套理論站不住腳」。同樣,當你教學生,青少年在青春期愛跟風,人有我有,希望追名牌,「左膠」也可以找十個八個沒有這種特徵的同學,控告你「建構」,根本沒有這回事。

說明「左膠」更有力的例子,是有統計指出「男生較精於數理,女生較精於語文」,惹來「歧視」投訴。首先,這種投訴假定了「語文比數理低級」,本身就是「歧視」;二來,報告從沒說過女生一定讀不好數理。如果這種統計換了其他課題,如醫學數據,如「男性患癌後較易康復,女性則較難」,則沒有人敢說這是「歧視」。

. 「左膠」的罪是什麼?

套用第三點,以例外來駁斥典型,最終這種駁斥成為平庸和罪惡的遁辭。當任何人提出民族性問題,大可說「這是建構的玄談」、「你在定型」甚至「你在歧視」來遮醜。

我曾經也被文化研究的理論深深吸引。但讀書越多,越發現這個世界不會靠一套理論解答所有問題。所以我選擇多讀不同書籍,以免變成「左膠」。

. 民族性的積極意義

民族性最大的意義,是讓我時刻提醒自己保持警覺,不要陷入這種民族的劣根性而不能自拔。等於,我出生南方,是「江南瘴癘地」,便要注重清熱去濕;如果我生於非洲窮國,便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傳染病;如果我到印度旅行,要注意水源清潔。如果,我知道新沙士在這個社會長期爆發,我只好每天戴口罩,使用酒精搓手液,即使我偶爾也會忘記,露出了一點民族性,但長久的警惕,能讓我盡快糾正過來。

說到底,民族性的說法能否成為積極意義,得看胸襟。

. 民族性能否改變

上文已暗示,民族性當然可以改變。大部分提出民族性批判的人,目的都是希望當中的民族劣根性能被糾正。

陶傑常使用DNA、基因來說明民族性,被批評為把民族性當作「與生俱來」的特質,無可改變。或者用一個這樣的比喻:當我知道我的家人全都在中年時患上糖尿病,我知道自己的DNA出了問題,會令我很易得到糖尿病,於是我很年輕時便注意飲食和運動,希望延緩甚至阻止糖尿病病發。

所以,即使那真是「與生俱來」,也有積極意義。何況以今日科技,基因病變也可及早發覺,很快也會得到治療。

對抗民族性,是困難的

無疑,用包容、「不是人人這樣」來否定民族性,很容易;大方承認並加以對抗、糾正,當然很困難(近月感受很深,因為孩子的關係,我經常要很有技巧地與老人家那種差不多先生、毫不科學、愛縱容的民族性周旋)

曾有人告之,我被視為「左膠」,聽後真的笑得人仰馬翻。究其原因,因為我曾經寸過本土。今天,我寫了一篇左膠很不喜歡的文章,但由於我已屬「左膠」,即已被視為「本土的敵人」(邏輯:你寸過本土,你是左膠,左膠必定是本土的敵人,這種思維其實也很符合民族性),我不能稱為左膠又不能稱為法西斯,不左不右,以中國人愛道德批判的民族性來說(詳見「廿三年後看丁蟹」一文),應怎麼辦呢?不打緊,中華文化的水土已為你提供大量批判辭彙,例如「左右逢源」、「西瓜靠大邊」等,不愁沒得罵。

長久以來,我就是這樣提醒自己,中國人是很愛labelling的,你要活得沒這群人可憐,便先要認識自己的遺傳病,並時刻提醒注重腦部營養和思考運動,摒除民族性的影響,做一個忠於自己獨立思考的人!


2015年6月12日 星期五

廿三年後看丁蟹:不就是藍絲



廿三年後,大時代》仍可掀起全港熱潮,新聞橫跨各大版面,兩個月來不斷見報,連丁孝蟹都翻叮上碟」,據說做了四五十個訪問。香港電視史上還有沒有第二套劇可以如此?稱之為神劇中之神劇,實在當之無愧。

大時代》首播時,筆者只是個中學生,由第三十集開始看,單是最後十一集,已覺得此劇非同小可。97重播時跟大學宿友晚晚追看,看得如癡如醉。23年後,大時代》在這個年份重播,太合時了,因為你可把劇情直接套用到過去幾年的香港時局,完全突顯其荒謬。這一點前文已提,不贅。

今晚是《大時代》大結局。整套劇的重心人物,當然就是丁蟹,因為故事的主線和枝節都是由丁蟹的性格發展出來。23年後重看這個人,多了很多想法。

先要了解丁蟹的性格。丁蟹是個非常重視道德教化的人,他崇尚的道德人格包括:

孝道:百行以孝為先,所以丁蟹最重視這種道德品格,他認為不孝者,多成功也是枉然,所以常把「孝順」二字放在嘴邊。他侍母至孝,連第一個孩子也取名「孝蟹」,才輪到「益利旺」,正是沒有孝道,有利也沒用。他整治龍成邦時,也說龍紀文孝順,決定放過她,把龍成邦整得很慘後,因為這個孝順女兒,也就「寬恕」了他。

用情專一:丁蟹用情極度專一,對玲姐的專情令他引以自豪。他經常說「我哋兩個經歷咗咁多考驗」,換言之,即使玲姐「變過心」,他仍願意深愛她,以證明自己經得起考驗,自己如何專於感情。他因坐牢和玲姐一別十四年,十四年後仍然深愛這個女人,簡直是現代楊過。到玲姐死了,他還可以說「傻女,你鍾意進新,你早啲同我講」,他認為自己為愛其實可以犧牲,成人之美。另外,他整治濟哥時,也表露敬重有情義的人。濟哥因為華姐失蹤,跪地低聲求丁蟹放人,丁蟹幾乎熱淚盈眶,覺得這個大毒梟有情有義,便「寬恕」了他,更說「得閒飲茶」。

對朋友有義:這一點,他說過很多遍了。例如,他農曆年大清早便要到方進新屋企拜年,卻摸門釘;方進新被他打殘入院,他去探病還搣橙給他吃;他跟賤婆婆去拜祭方進新,還說「只有我這個朋友來探你」,他如何重視「友情」,簡直畫公仔畫出腸了。

恩怨分明:丁蟹是個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人。大仇必報,所以即使中槍重傷離開了台灣,康復後還敢回來找濟哥報仇。當大仇得報,他便嚷着要報大恩,而玲姐就是他的「恩人」。

有正義感:方家遭黑社會搞,丁蟹在獄中看到相關新聞,激動大叫「爛仔所為,仲係人嚟嘅」,表示他對欺負弱者的行為看不過眼。另外,當他知道要在庭上捅出方敏的事,非常激動,雖然最終也在庭上說了,但說了幾句便過不到自己的良心,拒絕再盤問。當知道方敏跳樓自殺,竟忍不住流下男兒女,說人家「打感動」。可見他頗有正義感。

輕利重義:丁蟹認為,所有發達的人都是見利忘義之輩,所以方進新是「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的股票。玲姐是見錢開眼所以愛上方進新。他認為仗義每多屠狗輩,所以黑社會也有好人,比有錢人更有道義。

懂自省:吾日三省吾身,丁蟹也會自我反省。首先,他在擂台上打死人,還到人家屋企跪地道歉;他打到方進新腦殘,表示歉疚,還去醫院探病;他在台灣打到大頭癱瘓,出獄後第一時間去探望他,可見他很「自省自責」。

深信善惡有報:「人善人欺天不欺」這句座右銘已說明這一點。他認為做事要對得住天地良心,如龍成邦、周濟生,惡貫滿盈,必須有報應,於是由他自己替天行道。

中庸之道:他認為凡事不應做盡,所以,對付方家,他認為「使唔使咁盡呀」;當他轉運買乜中乜時,他認為「太旺唔掂嘅,要輸返啲」。

重視家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種精神,最能體現在丁蟹身上。無論兒子如何喪盡天良,他都可以不當一回事。他自己殺了人,闖了大禍,永遠希望兒子用盡方法擺平。試想,如果丁蟹有一個黃絲兒子,必定會大義滅親,報警拉了這個殺人兇手。


如果將以上道德人格結合,丁蟹這個人,就是孝順、有情、有義、有正義感、恩怨分明、重視家庭、輕利、能自省、深信善惡有報和懂得中庸之道,這個人,已接近中國文化裏的完人。

但為什麼丁蟹最終卻是人見人怕呢?因為這些道德人格,只是口頭上的教條,是用以批判別人,以之律人,而非律己。

丁蟹雙重標準,對他人用一套最嚴格的標準,對自己是另一套最寬鬆的標準,今日的用語就是「龍門任搬」。只要事情不關乎自己利益,不符自己信念的,就滿口道德,無限上綱,肆意批判,但一涉及自身利益,就用最低的道德標準,一切以自身利益和喜惡作最大考慮。這之所以,丁蟹令人覺得其虛偽得瘋狂。例如:

丁蟹的兒子用盡手段幫他洗脫罪名,就十分正確,所以當他大罵兒子對方家太盡,給兒子勸了幾句,想到自己的處境時,態度便一百八十度轉變,覺得事情合理起來,甚麼人善人欺的口頭道德全抛開了。

他說「唔好咁盡」,但當他發現滔滔追擊,便要玩到最盡,將集團股價壓至一毫子。

丁蟹口頭上討厭欺負弱者,但當自己的兒子迫人家女兒上床,還把人家滅門,做到咁盡,他由始至終一聲不吭——因為方家累他終身監禁。「唔好咁盡」是口頭叫人做的,不要欺負弱者是對人說的,只要自己利益受損,便有咁盡得咁盡,有咁弱欺咁弱。

他雖然深愛玲姐,但為求脫罪,在庭上卻說玲姐利用他的感情。

他有仇報仇,但當方展博為父而憎恨他,他認為是不當的,是他是非不分。

丁蟹對朋友有義,但其實他根本沒有朋友。劇中他只有方進新一個朋友,而且是因為賤婆婆的關係才被迫成為朋友。一個對人有情有義的人,竟然沒有朋友?

人家炒股就是「利字擺中間」,丁蟹自己炒股發大達,卻是上天對他的補償。


丁蟹絕非大奸大惡之徒,反而滿口仁義;他看聖經又看道德經,口裏常吐出一些耳熟能詳的道德教條,但所有教條都是口頭上的,卻沒有「知行合一」,姑且稱之為「口頭道德」。這些教條在封建社會被中國皇帝挪用來管治人民,大部分是將儒家思想的「思想」抽空,餘下有利專制統治的儒家教條、口號,甚至代替法律,在小農社會用以判案、排解糾紛。

所以,丁蟹像很多中國人,滿口大道理,可是,即使是未變成強國的中國,也不見得國民的行為如何實踐了這些高尚人格,到今天的強國,更不消說,早已是道德淪喪於滿口道德中,跟丁蟹一模一樣,仁義禮智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都是書上寫的,口裏說的,借之對他人大肆作道德審判,有時更借之來達到個人目的,自己的行為卻可失禮卑污得無可救藥。口頭道德,正是以之律人而非律己。

丁蟹為何如此接近中共?因為他集合了中國的口頭道德文化及專權性格。丁蟹有極強烈的控制欲,這裏不用多花筆墨。兩者結合,便成大禍,毛澤東不就是利用中國人這種口頭道德文化嗎?對待其他人,道德界線便推到最高,佔據道德喜瑪拉雅山,令人人皆有罪,以便加害討伐。但對於自己的黨,一切不道德都是別有國情,都是無可奈何不能不如此。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藍絲其實也是這副德性。他們都是滿口大道理,但在現實上就只會針對人家的小錯,例如講粗口、在車上吃麵包、不讓座等小問題,但對於政商勾結、利益輸送、政體腐敗等更大的罪惡,他們可以像丁蟹對兒子惡行一般,不吭一聲,視若無睹。平時他們可以滿口仁義道德,說要保護婦孺,不應「大蝦細」,但看見學生遭警察亂棍毆打,他們會直呼「打得好」、「抵死」。他們一邊說凡事不可太盡,但對於警察對手無寸鐵的學生施用催淚彈兼用警棍狂毆,他們不會覺得做事太盡,反而是抵死。維園阿伯一邊粗口橫飛,就一邊狂罵人講粗口;那些超理性中產藍絲說政客都是騙子,自己卻虛報地址幫仔女入讀名校;那些藍絲公眾人物,一邊用歪理踐踏言論自由,一邊說自己在捍衛言論自由。某些人一邊罵人炒高樓價,但同時炒IPHONE,炒鈔票,最後也是以炒樓為最終目標。還有一些,一邊叫你愛國,一邊擁有外國國籍;一邊叫你接受愛國教育,卻把子女全送去外國。藍絲看見天災人禍死人多了,像丁蟹悲慟大哭,但看見中央拉人打人殺人屠城,不單不吭一聲,還加入「自辯」,大叫「這件事的重點不是有沒有屠城,而是屠城後的經濟發達,是浪子回頭金不換」。

這就是藍絲。像丁蟹一樣,所有道德教條能成為正確的前設,是他們的自身利益不受影響,不符合這個前設,任何合乎道德之事可變不道德,不道德的也可變成合乎道德。

在現實中,道德問題往往不是黑白分明,更多時涉及道德兩難,兩害需取其輕,往往令道德教條流於理想口號。但不是說道德教化不重要,而是在道德兩難中,用處不大。兩難中要作最好的決定,涉及理性思考,苦思一個結果比較不壞的決定。所以,道德教條在封建中國是用來管治農民的,農民思想簡單,教育程度不高,教條式道德成為最有效的「法治」工具。舊社會遇上什麼糾紛,不是往衙門送,而是大夥兒到堂進行道德審判。中國文化有着這樣的背景,長久流着道德審判的血,卻摒棄理性思考。結果,要以理性作判斷時,要用思考解決兩難處境時,就立即惹來大量標籤式的道德審判,莫說藍絲,即使是黃絲,也是「左膠」、「法西斯」滿天飛。

恩怨分明,是非曲直,不是單靠口頭道德成事,還要靠理性。像丁蟹,像藍絲,沒有理性支撐的道德教條,只變成恩怨不分,是非不分,黑白不分。不少人一直靠口頭道德去判斷一切,但只要事情一複雜起來,口頭道德派不上用場,行為便失去了依據,又拒絕思考,仍然以口頭道德代替理據去反駁,令這些人變成更不道德。

可以說,像丁蟹般,中國人說得太多太多道德,卻嚴重欠缺對道德的理性思考和反思。中國的帝皇之術,就是向民眾灌輸一堆口頭道德,卻抑制理性思考,結果得到的不是道德高尚的民族,而只是以道德教條鋪砌一條地獄大道,就像丁蟹般是一個用道德教條製造的惡魔。這個地獄,在文革時代,就已出現過一次。

最後一個問題:丁蟹這個情況夠壞嗎?筆者認為他還不算最壞,因為角色設定中,他並沒有「愛國」的元素,所以他害的只是一家。如果,丁蟹的口頭道德加專權性格再結合滿口民族主義,他害的,可以是一整代人。

2015年6月2日 星期二

廣告是一種「專業」嗎?


廣告狂人訪問了創作Snickers抽水廣告的創作人。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客戶其實好buy 條蹺,不過(客戶方的)legal開頭唔approve,因有可能畀人告,又有可能有版權issue(講句嘢都有版權XD),又怕廣告訊息 -- 因為肚餓講錯嘢太武斷⋯⋯為咗回應佢呢個concern,我哋同客以及legal 就一齊坐低諗,最後諗到喺slogan『十做九錯 全因肚餓』後面加問號同嘆號,咁先有得出街。客戶同我哋一齊傾返嚟,真係好多謝佢哋!」

這段話又我想起一件往事。

我曾在一家小規模的廣告公司當過廣告撰稿員(Copywriter)。公司有一個「大客」,發鈔銀行之一,一般將大廣告交給4A公司做,這家小公司就專接銀行所謂below the line的工作,或更準確說,將「豬頭骨」交給這家公司,即4A懶得做的Jobs

其中一件豬頭骨,是設計派給客戶的利是封。銀行希望在利是封上印兩個表示「富有」的字,於是大夥兒建議用「富足」二字,大家同意,向銀行建議。

撇除大家的學歷背景,用客觀的抽離態度想想:你懂不懂「富足」這兩個字是甚麼意思?我認為,任何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應能理解這兩個字,上至日儲三千的劉公子,中至地鐵雙雌狒,下至劍僑護老院的老人家,也應該懂得「富足」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如果你是用華語的(包括廣東話和國語),連這兩個字都不懂解,實屬極少數。我想我不是主觀。

但銀行的姐姐仔回覆:「這兩個字深咗啲喎,有冇啲淺啲㗎。」

我們希望改用「旺財」,淺白,誰都明白,也盡顯廣告創作的專業!

但老細認為,大家已夠「旺財」了,何必出賣自己的身份呢?最後,大家創下自己在廣告文案裏的高峰,改用這兩隻字:富貴。

冚家富貴!

我們從來不認為自己意念很出色,只是想知道,今天廣告還有沒有「專業」這回事?

廣告理應是一種專業,但它不像會計師、醫生、工程師、律師那種專業,普通人不能在會計、醫學、工程學和法律上隨口吹水發表偉論,但任何客戶都可在廣告上發表其意見,而且言必偉論,貌必專家。在客戶至上的商業世界,他們付了錢,按他們的「偉論」來做,理所當然,而且他不聽你的「專業」意見,不會計錯盤數、死人、塌樓或坐監。

再加上,今天這又投訴那又投訴的文化——你玩男女GAG,左膠投訴你物化;你玩中國文化,右膠罵你賣港。做創作多難,很明白。

如果這是一個有質素的社會,客戶的反意見應能令廣告界進步甚至汰弱留強,可是當整個世界都走向集體反智時,太多太多的反智客戶愛以自己的「偉論」來壓倒廣告的專業,既有權力的快感,又沒有甚麼損失。

從前,香港很好玩。但今天,香港還有什麼好玩?在一個反智的社會,越make sense,越碰釘。

難得有Snickers這樣的客,是值得讚揚的。今天,就去買幾條Snickers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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