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是最有效率的管理，最失敗的教育

早幾天馮睎乾君在專欄寫了篇「玩殘家長的小學雞中文」，提及小學生學寫字的慘況，引起不少回響。這個問題，包括字形的官方指引，想法太多，非一二萬字不能盡訴。這篇先避開語文規範知識問題，只談當今中文教學的失敗。

基礎語文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學生擅用語文表達自己，並與人溝通得宜。而溝通又分口述和書寫，兩者俱佳，語文就算優秀。這一點，相信沒有異議。

但今天的中文教育，能做到這個目標嗎？

非常殘忍的現實是，老師執著於學生寫字的一點一撇，不是由小學開始，而是由「名幼」開始。那些標榜學生入讀什麼名小的名幼，就是從K1訓練學生「一絲不苟」地寫字——不，是由連線(書寫的預習)開始，便要求學生連線要分毫不差。一個K1學生，如果線與點有少許分離，哪怕是2mm，也會得個大交叉。這種訓練的目的，顯而易見，就是為將來入讀名小寫字而準備。

本來，在小學學習規範語文，並無不妥，如強調「肺」的形符是「肉」而非「月」，本有助了解字義，對學習有益，因此，一份寫字練習強調學生書寫時分辨兩者，沒有問題，但將這一個要求延伸到所有語文練習中，例如在強調表達的作句或作文練習時，老師極度仔細去執這些問題，則完全扼殺學生的學習動機。

如果學習基礎語文的目的是有效溝通，那麼，執着於肉部邊旁裏那一點一挑要非常清晰，又或者是「媽」字的「女」下面不能寫得像「又」，是否就能有效溝通？去看看高小學生的作文，大多狗屁不通，就算每一個字的筆畫甚至筆順都符合規範，文章仍然是狗屁不通——更常見的是，他們既不懂寫字也無法寫句子，全因學語文變成學書法，寫字美觀卻無法表達自己。難道這就是我們想要的語文教育嗎？

先寫好字，再教他們寫句子，也可以吧！可以，但當大家走火入魔地要求學生每一筆每一畫都寫得跟字帖一樣，明明學生已很用心去寫，全因一點一撇不夠規範而換來大交叉，他不發惡夢已很好吧？但不發惡夢就代表勝利組嗎？不，他從這一刻已喪失學習中文的動機，這才是最難以挽回的。

還有普教中的問題。普教中問題多多，要另案處理，但當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普教中必然會將教學焦點放到字的讀音是否純正而非語文運用上。更重要是，最有效的語文學習是從生活語境去學，但香港並非一個說普通話的城市，普教中封住了這條學語文的黃金道路——中文課堂完結了，語境便消失，學生無法將學校所學(普通話發音)與現實應用(粵語發音)配對和連繫，從而失去在生活中複習語文的機會。普教中就像將魚兒困在魚缸裏培養，多好的魚兒，也無法接通大海。學生把普通話說得很好，卻無法與語言的海洋接通，結果，無論說話還是寫作，內容都叫人看不下去。

說到底，如果中文只是執著每一個字的規範寫法，如果課堂所學根本與現實無關，誰會覺得中文有趣？誰會覺得語文有用？誰還有學習動機？去問問今天的小學生，他們喜歡中文嗎？不，他們大部分都非常討厭中文，覺得中文好悶好無趣，而且，比起英文，無用！

學生覺得學英文更有趣，是不是因為今天的父母很早便讓他們接觸英文？如果是這樣的話，香港小孩生活在中文社區，無論多早去學習英文，他還是先接觸和有較多機會接觸中文，不見得他們喜歡中文啊！試想，如果香港的英文課，是強調廿六個字母大小楷的規範寫法，強調每一個字母的間距要一致，強調字與字之間的space要符合5mm的規範，強調美式串法對英式串法錯……學生還會覺得英文較有趣嗎？或者有人說，英文是拼音系，不同中文，好吧，如果一個英文課程只要求一個初學者而且是一個發育未完成的小孩要準確發牛津音，音調要符合長春籐大學的accent，而不是用英文去探索生活，你又會付幾百元一堂上這些課程嗎？你的孩子又會上得開心嗎？

回想我們一代，小時學英文只會覺得無常無趣，會否因為那時沒有native speaker去設計和教英文？今天的學生喜歡英文遠遠多於中文，因為英文課程主要由native speaker設計，他們來自自由多元和尊重兒童身心發展的水土，懂得兒童心理學，本身就是很靈活有趣有創意的人。相反，中華民族是最不尊重也最壓抑兒童的人，他們都希望兒童「很乖很聽話」，換言之就是絕對服從，不要駁嘴，不要有異於標準的想法。兩者設計出來的語文課程的側重點，就是一個文化差異。

馮君在另一篇專欄提及，統一寫字規範，是老師要統一批改標準，以免家長投訴，並可祭出教育局指引作擋箭牌。說到此，其實更核心的問題是華人教育的文化問題——服從權威，拒絕包容，或者更正確點說：對官方極度服從和包容，對下級極度嚴謹以彰顯權力。很少老師會去挑戰官方權威，但很多老師愛拿自己一套不加解釋地去壓抑學生的提問和想法。華人的教學水土，就是由八股文、私塾卜卜齋(老師要求學生唸書，沒有唸好便用尺打手打頭，「卜卜」有聲)幾千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而從不要求甚至樂見學生與權威作理性討論。

權威無疑是最有效率的管理，卻是最失敗的教育，因為教育不能用效率衡量，用官方權威的大石砸壓學生，教學管理變得輕鬆快捷，學生卻早就窒息了。

這，才是今天教學的癥結，再想想誰在管治香港，便知道這是個不可解的結。

危險的「正能量」故事

考慮了很久，應不應該寫這篇文章。事緣看了一段新聞：一個曾患抑鬱症想自殺的學生，在覆核成績後追回DSE最後一粒星，「補中」成為狀元，令她成為新聞焦點。又看見有朋友視之為「正能量」轉載，加上盧凱彤剛輕生的背景，越看越不安。我掙扎了很久，應不應該把想法寫出來呢？要寫，我要派很多頭盔，不是自己戴，人家怎樣看我我唔係好CARE，但我CARE呢位學生，頭盔是用來保護她——因為在網絡世代，隱身的網絡判官肆意批判又毋須負責，平常事可以很快變質成很壞的事。

所以，開始之前，先派頭盔：本文不是要批判一個人，也不是以專業角度去剖析情緒病的文章，而是指出一個現象隱含的問題本質。剛巧這段新聞令我想到這個問題，故借此為參考例子闡述己見。我衷心為這位同學高興，絕無怪責、批評之意，也懇請大家記住這個初心，唔好借我刀去錯殺伯仁。

看畢這段新聞，第一個疑問是：究竟是誰主張要為最後一粒星覆核成績？

為取得圓滿成績去覆核，有沒有問題？一般而言沒有，覺得自己實力非凡、考官出錯甚至單純博一博去覆核，問題不大。但如果一個曾因成績而患抑鬱症和有自殺傾向的學生去追最後一粒星，我不安地有所保留。

抑鬱症的新聞很常見，自己也有朋友患情緒病，我發現，這些新聞主角和朋友，除了因經歷創傷外，看上去很多都是所謂的「人生勝利組」。看他們的牌面，覺得他們都活得比我好，但背後，原來已憋出了情緒病。最極端的一個例子：有對富有夫婦，每天晚餐幾乎都是四位數字落樓，卻滿懷心事，原來是「很怕不知哪一天失去這種質素的生活」。原來，我們很多人活得比他倆開心。

像盧凱彤，外人看來，不是很好嗎？出道早，有名氣，可以在樂壇捱到今天，創作自己喜歡的音樂；性取向受社會壓迫但仍找到愛侶還結婚了，近年去台灣發展也很順利……但偏偏，是她患躁鬱症而輕生。

那學生成績已好好，但自稱性格追求完美，介意他人看法，覺得同學和老師喜歡她是因為其成績，名次落後了便覺得人生沒有希望。換言之，學生是因為學業壓力而導致抑鬱，而這種壓力又源自性格。

剛巧，星期日黎智英在蘋果副刊寫道：「樂觀者是天生，正如一個人高矮是天生一樣，是基因遺傳，他們患抑鬱症案例也較少。樂觀者傾向往陽光一面看事情，性格較積極，開朗和自信，生活過得比一般人愉快。」

雖然抑鬱症成因頗多，但我認為，性格是重要一環，而有一種性格特別易憋出病，就是事事追求完美的性格。近日看盧凱彤的報道知道，她曾自認是個十分認真和要求高的人，力求完美。那本來是藝術家的可貴氣質，唏噓的是，有些人不幸對抗不了其副作用。

所以，要解決一個人的抑鬱根源，很多時要從性格入手，即使性格是難以完全改造，但我樂觀地相信，可略為抒解，潛移默化，持之以恆，人會變得不那麼悲觀——但不是事事「正能量」，而是學習佛學說的「放下」。佛家說，人擁有太多，煩惱也很多，放下，其實就是從根源解決過多的壓力。事事都要掌控在內，事事都要最好，越是不捨；越多不捨，就越煩惱。如果你嫌這番道理太深，你google一下今年金像獎楚原的說話，也是異曲同工。

這就是何以我如此在意這則新聞。能否成為狀元，本就有運氣成份。如果覆核機制容許降級，把所有科目都覆核一次，學生可能會在其他科丟失一些星星。她覆核的是通識科，碰巧我有教，有時回看從前的批改，會覺得那刻手鬆了，又或手緊了，引申開去，評卷員在不同時空也會手鬆手緊(特別是作文、通識等沒有絕對答案的科目)，很自然。這就是無法掌控的「運氣成份」。

我再強調，如果學生未曾有過情緒病，「追埋粒星」，問題不大。但既然學生曾經被成績和名次害得那麼苦，何必再加強其對此的執著呢？如果我是她的父母，覆核主張由她提出，我只會勸說，其實她的成績已經是「任我行」，讀什麼學系也可以，多一粒星，少一粒星，完全沒有影響。有些事，盡了力便是無悔，始終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掌控，何況她已盡力到「受過傷」。

聽不聽也好，這是潛移默化的過程：讓一個曾受學業壓力之苦的人明白，不完美之美，在於追求的過程。

但訪問中，同學說「從未介懷過一粒星的得失」，如果放下了，不介懷，何必再追？所以我又想，這個主張會不會不是她自己提出，而是學校、父母或朋友呢？

我不知道，但我接觸過很多學生，其壓力之源就來自成人的執著己見。因為差一粒星「唔抵」？因為可提升「平民學校」的校譽？因為「梗係博一博」的僥幸贏盡心態？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對一個患過嚴重情緒病的學生，成人世界錯過了引導她「世事確不能盡如人意」的機會。取得完美成績，在人生路上，其實也不過爾爾；鎂光燈下多少個狀元已不知去向；出來工作一段時間，根本沒有多少人對你會考成績感興趣，但，人生還要面對很多不如意的挑戰，讀醫的沉重壓力、做醫生的挑戰、欲救無從的失落、事業、戀愛、做父母等等，每換一個角色，便發現越來越多無法掌控也不可能完美的事情。欠一粒星的結果，不是上一課的良機嗎？不是引以為鑑的記錄嗎？不是讓人從根本改變對世事的看法，從而在根源上解決情緒問題的機會嗎？

同學走出抑鬱深谷，成為狀元，自然變成新聞賣點。但若視之為一個「生命鬥士」的故事去解讀，是一種誤讀。報道中，學生要求醫食藥，之後靠做運動減壓，換言之，壓力仍然很大，只不過像打麻醉針而不覺痛楚般，其實沒有對症下藥，還未成功從個人價值觀去抒解壓力。把這種新聞視之為「克服困難」的「正能量故事」，你不覺得很危險嗎？

情緒病不同其他病障，其可怕之處是毫無先兆，突如其來，也難以從一個人的背景和行為預測——當人人看到盧凱彤走出深谷，卻看不到其靈魂已身在深淵。情緒病，多可怕啊！

張寶勝與胡鞍鋼的特異功能

張寶勝去世，才記起這個「超級神棍」。年輕一輩多不知張是何許人，他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紅極大陸的「氣功大師」，自稱擁有「特異功能」，能隔空取物、徒手點火、看穿物件——咪即係賭聖？冇錯，咪就係賭聖嘅角色原型。

1982年，本是礦工的張寶勝自稱有特異功能，種種表演令人驚異，還引起中共領導注意，能力不單被肯定，中共更希望將其異能發揮在軍事上。張自此享有國家領導待遇，成為「中國國寶」，政商名流爭相攀附。正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張寶勝掀起異能熱潮，大陸從此出現不少自稱擁有特異功能的人。到1988年，特異功能的騙局才被中國科學家踢爆而踢爆記錄延至1995年才對外公佈。換言之，全國上上下下都被張寶勝騙得團團轉，堪稱中共荒唐史之一。

今天回顧，很多人說，中共的領導人真是蠢透，當年竟會相信如此無稽荒誕的事情。除了蠢，其實還與當時的大環境有關。
張寶勝的特異功能，明顯只是魔術，還是較低級的。如果今日有人做同樣的表演，你會立即質疑是魔術。但在1982年，文革完了六年，改革開放推行了四年，大陸仍然封閉，外國東西不流入，吹捧也易被打成毒草漢奸。魔術表演是西方文化，八十年代已發展成熟，但當時知道的大陸人又有多少？在香港則相反，特異功能興起的同時，香港人最愛看的是魔術師大衛高帕飛(David Copperfield)。當年無線電視久不久會播大衛的魔術節目，是我小時候必看的節目之一。1986年，大衛還在大陸表演了一次「穿越長城」的魔術，震驚全世界——大衛開宗明義說那是魔術，不是特異功能，換了張寶勝，就會說自己用特異功能穿牆過壁，因為當時，表演魔術難以賺錢，除少人認識，還因為魔術屬於中產閒暇玩意，溫飽不足又何來負擔看魔術表演呢？那不是劉謙可以上春晚的年代，很多大陸人連電視都沒有（有的也多是香港親戚送上去），遑論接觸過魔術。（無巧不成話，1987年，張寶勝在測試中，被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踢爆作弊。不知是不是1986年穿越長城的魔術令當時的中共領導意識到，張寶勝的東西會不會只是魔術？）

另外，經歷了三千多年極權帝制與奴才關係文化的中國，在1982年時還剛剛經歷完奴才文化在史上表現得最醜惡的文革，便可說明，「質疑」是難容於中國文化，也令中國人難以陪養出科學精神。可是，科學精神、批判思考的原點就是「質疑」，但極權帝制不容質疑，延伸到文化血液裏，就形成不喜歡質疑的文化基因。小朋友最愛問「點解」，覺得不合理很自然會提出質疑，這本是大部分人的天性，但在中華文化裏，這種天性在社教化下被迅速壓抑，由皇帝、官員到老師、父母以至所有長輩，都不愛被質疑，質疑被視為反叛、唔聽教、壞孩子等，要受懲。慢慢，這個民族變得不愛質疑，人人敢怒不敢言，把質疑吞回肚裏，代以「係咁㗎啦」、「唔鍾意咪走囉」、「我話OK就OK」等迂腐、崇權、盲從、犬儒的性格。更甚者，誰提出質疑就是阻人發達，阻人發達尤如殺人父母，提出質疑者首先就要被批死了。

十幾億人，總不會人人都不學無術、毫無批判思考又不敢言吧？問題是，你有質疑的自由嗎？在沒有網絡的八十年代，想質疑又從何發聲呢？尤其張寶勝已獲國家領導待遇，誰提出質疑就是質疑領導人的智商，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質疑很快被消音，發帖很快被刪。一個連《小熊維尼》都成為禁片的國家，你還期望有質疑領導的聲音嗎？

還未說奴才文化呢！1982年，文革才完了幾年，即奴才文化在歷史上最囂張的時代剛過，即使六四前的八十年代已是中共最開明的年代，但張寶勝既得領導待遇，奴才只會如蟻附羶，紛紛巴結，大加吹捧，誰會提出質疑這麼傻呢？中國人本就愛吹捧怪力亂神，義和拳就是一個例子，那不是騙倒滿清領導人慈禧嗎？然而，是不是滿清高層個個都是白癡呢？應該不會，但慈禧一個白癡便夠了，只要他相信義和拳真的刀槍不入，你抱着殺頭的危機提出質疑，你才是個白癡。

說來可笑，1981年有一套台灣電影叫《假如我是真的》，不單在大陸，在香港也是禁片（直到1989年才解禁）。片中描述男主角假扮高幹子弟，迅即得到全國上上下下的巴結禮遇，從而揭露大陸文革之後官僚特權、走後門等荒謬情況。如果大陸沒有禁制，如果中共領導人認真看看、反思和提防，那麼張寶勝在翌年就不應能借異能上位，而令領導人遭人一世恥笑。(譚詠麟憑這套電影奪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但相信今日他寧願沒有拍過這部電影)。

對外封閉與資訊不自由導致無知，威權文化與專制皇權導致害怕質疑，奴才文化與打壓言論導致無人敢說真話，這就是阻礙中國人進步的三座大山，也是張寶勝能成為國家紅人的劣土。
但中國人有沒有汲取過教訓呢？沒有。多謝特朗普，不用船堅炮利去攻打拳匪，只用關稅便粉碎了中國經濟的「特異功能」。正在此時，全國卻揪出一隻代罪羔羊，叫胡鞍鋼。
胡鞍鋼是清華大學出身的中國學者，曾任中國國情研究所所長，即所謂「國家智庫」，其撰寫之報告直達中央，堪稱「國師」。他曾吹捧「中國的高技術已經超越美國」、「中國發明的國際專利已經超越日本」，令中國上上下下一起high爆，直至特朗普翻枱，中國上上下下才醒覺是一起「揩嘢」。

如今，胡鞍鋼成為眾矢之的，指他須為「中國製造2025」等浮誇口號造成的國家龐大損失負責，連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也嚴正指出：胡鞍鋼的主張，違反常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教授張鳴更發炮狠批：
「大學者在美國鍍過金，現在是清華的資深教授，完全不懂什麼叫科學論證，純粹以權玩人。為何連小學生都騙不了的指鹿為馬遊戲，他居然能做，做出來，還堂而皇之地發表在清華大學報，還在媒體大肆鼓吹，生怕人家不知道。他以為天下人都是秦二世胡亥，可以任他耍戲嗎？」

哈哈，當看見這個評論，再看到張寶勝的死訊，我便懷念起張的時代——是啊，為何連小學生都騙不了的特異功能遊戲，他居然能做，做出來，還堂而皇之地在領導人面前表演，在媒體大肆鼓吹，還享有國家領導待遇呢？

不就是上面講過的嗎？所以，我很同情胡鞍鋼，他不是張寶勝，張寶勝是貨真價實的騙子，胡鞍鋼是貨真價實的學者，他可能真心相信中國大陸強大得能征服宇宙，如今結論只是成王敗寇。但又有沒有人質疑，為什麼從來沒有人事先質疑和指正胡的狂妄言論，反而跟隨其魔笛而起舞呢？

最後想說，張寶勝還是有貢獻的，他成就了賭聖和大軍兩個經典角色，讓我翻看又翻看，笑翻又笑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