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都唔賺，真戇居！

是日報道，失婚婦聲稱在同居男友建議下，向13歲親女介紹富二代補習學生作男友，揚言女兒與對方性交及拍拖便可獲附屬卡，更稱可借出「性器官好細又乾淨」的男友與女兒性交「練習」。女童不肯，母親責備她「你真戇居，有錢都唔賺」、「讀乜書，讀讀讀，家務又唔做，你不如中三之後唔好讀」。

從現行法例上看，這個婦人犯了法，但從現今香港核心價值來看，這個婦人又有何道德問題呢？「有錢都唔賺，真戇居」正是今日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當領匯上市時，一班人抽了IPO被阻發達，他們不是罵你「有錢都唔賺，真戇居」嗎？當大家嚷着香港的旅客承受能力爆煲，旅客行為惹人生厭，水貨客滋擾民生，官員不是說「有錢都唔賺，真戇居」，叫你包容，罵你未富先驕嗎？當水貨客搞到全港都是藥房金鋪，搶高晒啲租金，好多本地店鋪執笠，業主不也是跟你說「有錢都唔賺，真戇居」嗎？還有最近重建完成的利東街，你跟他們說這是寶貴的歷史和社區特色啊，他們當年不也跟你說「有錢都唔賺，真戇居」嗎？

十一月一日播映的鏗鏘集「活化代價」，就有幾個工廠炒家，在螢幕前教訓大家：「工廈近年租金飆升，並非業主加租、而是有租客願付更高租金所致。唔加就冇得上，冇得上邊有人賺到錢？經濟唔會發展，大家停留喺原始時代啦喎？」

時代是進步的，這位婦人沒有說錯，有錢都唔賺，真戇居！如果換了是我，要辯護，我就會說：「唔係我想推個女出去做，係有恩客願意付更高價錢所致。佢唔做就冇得上，冇得上邊有人賺到錢？今日讀書有咩前途？大學生買到樓咩？佢唔轉型，經濟唔會發展，大家停留喺原始時代啦喎？」

但無論佢的信仰多正確，在現行法例下都是犯法的。她其實可以向董建華求助，多啲去行山撞吓佢，將自己由大陸來港失婚生女再遇今日的男朋友等一番經歷，告訴老董，跟他說，一家三口住的房子太細，連跟男友行房也讓女兒看見，個女有得向上流動卻拒絕云云。老董聽後，會很感動(尤其你是大陸移民)，很心悒，佢會同我哋香港市民講，應該發展郊野公園，同埋搞「富二代港」，讓更多母親可以合法將女兒推畀富二代，解決貧窮問題，一家人搬去郊野公園地段野交，全港人安居樂業。

然後，梁振英會出來同大家講：「貞操和附屬卡，一如郊野公園和土地供應，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青年人要向上流動，應該考慮放棄貞操，就如要放棄郊野公園，才有土地供應。如果大家害怕，可以先將5%的郊野公園交畀地產商X，這個面積很細，發展商也很乾淨。慢慢習慣了，便舒服，便可全面開發，以後香港人便可安居樂業了。

我們，就是活於這樣的荒謬下。

李天命墮落，成就眾生的智劍

近日，「李天命」成為熱議，因為他曾狠批陳文敏，到近日又作打油詩諷刺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坦白說，我至今仍對那些網上言論是否出自李的手筆存疑，畢竟，創作那樣無聊的打抽詩來諷刺一個學生，太不像李的風格。可是，事情過了多天，也沒有看到任何澄清、否認等，那麼，就當是其本人所寫了。

網上對李的反應，失望之情洋溢，也不泛口誅筆伐，有指其「冇料到」、「學術成就低」、「可以燒書」、「不用再看他的著作」等，還有酸溜溜的「你這算啥哲學」。但如果真的學懂了他教的思方學，以上的批評未免流於「不相干的謬誤」。

李天命的最大成就，從來不是學術成就，這一點他自己在書中也暗示過。他的成就來自其文字言說的魅力，以之把批判思考用很通俗的例子和言辭表達出來，不像某些作者永遠在扮高深和狂抛專有名詞，令批判思考普及起來。

我喜歡讀批判思考的著作，本地的和英文的也看過好幾本，大部分這類著作，作者都像講lecture，這本來不是問題，但顯然無法令專門知識普及，令普羅大眾覺得艱澀沉悶。唯讀李天命的著作，才不像聽講學，而是在聽一場精彩的演說，令人不知不覺間學懂一些批判思考。誠然，單靠這類書，你的思考提升有限(提升思考能力必須下苦功)，但這類著作根本不是要彰顯學術成就，而是令學術普及於大眾。

近年很多人熱捧的《正義：一場思辯之旅》這本書，作者桑德爾就是做同樣的事。這本書沒有多大學術價值，卻令哲學辯論普及。當中的「火車兩難題」(將火車轉向會死少啲人)，我在大學時從一個哲學課聽過，這個難題其實是用來駁斥「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令最多人得益便合符道德)的。這本書面世前，很少人聽過，但桑德爾將之包裝成一個是否正義的辯題，令到今日不少通識學生也知道這個故事，從而反思。這是桑德爾之功。另外，那本《相約星期二》，裏面說的其實也是陳腔濫調的人生道理，但因為包裝成故事，而不是「教仔式說教」，因而大受歡迎。

李天命之功，也應作如是觀。當全香港還不知道甚麼是批判思考和邏輯時，其著作令很多人初步認識了這些知識(甚至令很多人以為自己就是邏輯專家)。所以，當近日不少人因為李天命的言行，狠批其「無料到」、「學術成就有限」，基本上是對錯了題，跟港大校委狠批人「無博士學位無料到」一樣——有博士學位也可以冇料到，近日李輝博士已作見證，by the way——是對錯了題。李天命在學術上的影響因子相信還及不上李輝，但其著作的影響力，以普及而非學術專科而言，肯定是李輝的二百萬倍以上。

也有一些人，急急跟李天命劃清，指「從未看過李天命」、「從未崇拜過李天命」，甚至把思方學貶格為「捉字蝨」來自high，不免幼稚了點？十幾廿年前我非常敬重黃毓民，也看過不少陳雲的書，覺得他們厲害，如今？俱往矣！難道我又為看過他們的書、敬重過他們而自卑嗎？一個人多厲害，由始至終都不變，畢竟少數，也未必是好事，由少年輕狂變至顧慮大局，這不是一種壞變化，由少年輕狂變至投共做奴才，才是。

說到底，李天命狠批陳文敏和馮敬恩，沒錯，是令人費解，失望，甚至悲涼，但我們需要放棄他所教的普及思方學嗎？那無此必要，因為思方學就是檢驗陳述是對是錯的工具，語理分析並不是捉字蝨，那對揭穿語言偽術相當有用。如果，李天命真的為極權文過飾非，並不證明思方學失效，而只證明人格的墮落，而我們能掌握思方學的話，一定能戳破李天命的胡言亂語，因為，所有為政治服務的話語都一定有漏洞，經不起思方的考驗。

李天命把思方比喻為「智劍」，今天李天命卻說出很不智的話。智劍不是生了銹，智劍只是工具，可落於歹人手上，或持劍者生了心魔，用在不當的地方。當邪魔外道橫行天下，李天命沒有揮動智劍；當良知學者和學生受盡壓迫，他卻突然劍及履及。但李天命早告訴大家，人人都可以鑄造這樣一把智劍，智劍不是屬於李天命的，而是可以屬於大家的。近日的「李天命反智現象」，可謂思方學的一次涅槃：李天命教授了多年的思方學，最後，他用自己的墮落，不管假裝還是真心，來讓一眾「徒子徒孫」以其教授的思方學，用自己的智劍戳破他墮落的謬論，讓思方學道成肉身，成為更普及的工具，也算是另一種造福人群。

所以，我不會抛掉他的書，更加不會忘記他書中有用的部分，我還會鼓勵他人看那些未變質的書，畢竟，他這麼多本著作中，沒有暗中滲入有毒的思想；但同時，我也不會忘記，一個曾經那樣少年輕狂、寫出如此有個性的文字的人，老了，也可能淪為權力的工具，以此警醒自己。畢竟，每個人也會老。

活在拍片道德的時代

每一日，香港公共交通上充斥各種欠缺公德的事情：剪指甲；唔戴耳筒睇動新聞、打機、聽歌；開大喇叭不斷聽Whatsapp的語音訊息；成個人挨住條柱做柱男柱女；明明好迫仲要死迫入嚟；明明中間好多位但因為你想易啲落車係要企喺要道阻住晒；衝門，見到有空位好似精子追卵子趕投胎咁衝過來；大聲喧嘩、談話；個小朋友可以著住鞋踩上個位到而家長覺得「小朋友係咁架啦」，或個小朋友在車上玩捉迷藏而家長視若無睹.............

如果只將這些事情，影幅相，拍段片，就是新聞，做新聞真是很容易，而且每日都有好多新聞。我們社會每天都有這麼多缺德的事（又豈止公共交通上），點解近年只係攞讓座來放大，放大到可以有明報記者當新聞咁做，當「新聞」咁公審批鬥。要做，又可否做得有記者專業水平？問題根源呢？點解有啲人會咁做呢？可否做一個深入探討的專題？而唔係「直擊廢青不讓座」這些不是新聞的新聞。

或者，這很符合香港人的口味，公德事情，黑白清晰，容易分辨，讓人有雄霸道德高地的快感，但對於政治道德崩壞、社會體制崩壞、香港禮崩樂壞這類要思考的大是大非，則以「我討厭政治」為由而視而不見。一個一個有如大時代的丁蟹，都愛口頭仁義道德，面對大是大非卻只會考慮自己利益，最後，甚麼都不敢做，龜縮收場。

我數了這麼多香港人缺德事情，係咪代表香港人質素真係好低？我又不覺得，因為我沒有數出我見到讓座的例子，我沒有一一數出大部分正常乘客的舉動，因為正常，何必多此一舉？這之所以我們特別記得不正常的例子，也容易將之無限放大。再多幾十個人將這些不讓座相片、片段放上網，社會就不再出現這些缺德事情嗎？不會的，因為做着以上缺德事情的，很多時也跟教育、背景有關。當一份報紙影住「廢青」不讓座，我見到更多阿叔阿嬸剪指甲、開大喇叭聽粵曲、聽馬......。有些人，是怎樣教養都是缺德的。

對，我們希望社會更有公德，但，這種方法行嗎？

未有手機拍片和網絡的時代，在公眾地方，見到一個人打尖，還惡人先告狀，想出手打人，這時出聲調停制止的，就是英雄。

在有手機拍片和網絡的時代，在公眾地方，見到一個人打尖，還惡人先告狀，想出手打人，舉起手機拍片並放上網的，那個人就是英雄，因為他拍到那個被打尖的人畀人打到豬頭，從而讓全世界公審並起底打人者；分享片段和批鬥的，也成為英雄，因為社會有人畀人打到豬頭，而我們幫他申張正義啊！即使我們在現實看到這個情境時，只會龜縮。

我們就是活於這種廉價英雄的時代吧！

無屍案的推論

無屍體無法證無招認情況下，謀殺罪成，引起網民一些爭議，例如那代表司法崩壞。這個案是值得討論的有趣問題。

1.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所以不能被控謀殺

被告有充份的辯護機會，對於強而有力的環境證供，他行使了充份權利去為自己辯護，但所提出的辯護論據，沒有一點有說服力，在邏輯或常理上都難以成立。

例如，被告說因為已跟受害人說清楚，受害人願意搬走，所以他買巨型真空袋、除臭劑、保鮮紙等，準備收拾單位。又指出真空袋用來裝紅酒（此點也被陪審團遞紙仔問「咁啲樽唔會打爛？」）。任何有常識的人，也沒有聽過要收拾單位要買真空袋除臭劑，被告的辯解違反常理，毫不可信。更甚者，被告更盜走受害人的手機SEND短訊，而受害人在事發日後便從沒有在閉路電視畫面出現過，同時也沒有其他人在該大廈報稱失蹤(所以他只是處理第二條屍體也不成立)。簡言之，他行使了辯護權利卻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據，反而令他自己暴露更多疑點，又何來「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不是這樣用吧！

2.怎知道他謀殺而不是誤殺？又或在爭吵時，受害人心臟病發而死(看過有人這樣說)。

討論這一點前，首先要理解，「非法處理屍體」這條罪在強而有力的環境證供下根本無法打甩，認定這一點，便明白受害人不可能因為病發而死，因為如果是病發而死，就毋須非法處理屍體，只要驗屍，很易就查出死因，被告根本無罪，以其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斷沒理由不知道「吵架中病發而死不是罪」，何以多此一舉，自己無罪卻自製「非法處理屍體」罪名呢？

所以，剩下的關鍵是，謀殺還是誤殺。但因為被告全不認罪，即連非法處理屍體都想打甩，所以令他陷於更不利的處境，是他自己。如果是誤殺，他可以認罪，誤殺加認罪加公開條屍喺邊，大可減刑。但他沒有這樣做。

整理一下推論：

1.      環境證供確鑿令被告難以洗脫非法處理屍體罪。

2.      被告的辯護反增加更多疑點。

3.      他只有謀殺或誤殺才需要非法處理屍體。

4.      在不知道是謀殺或誤殺的情況下，而被告堅拒承認一切，也有充份的辯護機會，那為甚麼要判他較輕的誤殺？

所以，我完全看不到有甚麼「寧縱勿枉」、「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地方。以上推論，並不需要法律專業知識，只需邏輯推理便可。我相信陪審團這麼快有決定，也是基於近似的推論(他們比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料去下定論)。有很多事情，只需要無法推翻的一部分，便可推出全局。

沒當小童是人，才叫人心寒

基真小學女童墮樓，一群專業教育工作者放棄腦袋，摒棄常識，跟足指引，拒打九九九以保校譽。連日來很多評論都說過了，但我認為，最心寒的，不是僵化的腦袋掩蓋了惻隱之心，而是那種經「理性」計算的證供。

在一個特殊環境出現突發事件，一個人不一定那樣理性，或者準確點說，事發時他們認為「跟足指引」是一個「理性」決定，因為這個決定出於長久以來不斷潛移默化的錯誤價值觀——校譽比人命更重要，又或者，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接受指引的「理性蠢人」從來沒有將校譽和人命併起來比較的機會，於是在事出突然下，基於錯誤價值觀作出他們認為理性的決定。我這樣說當然不是為那些罪人開脫，這種事情仍然是不可原諒的，正如恐怖份子把小孩訓練成殺人工具，灌輸賤視生命的價值意識，小孩把人質殺死，仍然是不可原諒，只是當中的原因(變成殺人工具)比較可以理解。

真正令我心寒的，是這群教育工作領導者，可以在庭上繼續為事件謊話連篇，用常人都覺得是無稽的理由嘗試開脫。事件發生在2013年，2015年審訊，在這一年多，這班作供的人，夾了多少次口供？大家為整件事想了多少個夜晚，才想出這樣妙絕的謊話？當中還要做大量工作，去令某些人不敢講出真相，至少不能亂說話(即不說話)。當我想到這群人聚在一起開會，商討如何掩飾事件，為女童的死開脫，以保校譽，那種情境，就我特別心寒。這群人有沒有當過女童是人？有沒有考慮其父母的感受？一切為的是什麼？當大家可以聚下來「理性討論」如何作供開脫，事件不是已經過了好一段日子嗎？那已不是上述的「突發事件」，但這群人仍然可以用這種心態去面對事件，絲毫不覺罪疚。

這就是所謂的「工具理性」吧。理性只是為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為人的某種功利的實現服務，通過精確計算功利的方法，以最有效達至目的為思考的理性，可以完全無視價值。納粹德國在商討如何把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以最有效率的方法處決，最後想出毒氣室這種「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法，商討過程中有沒有當過猶太人是人呢？我相信沒有，因為只有感覺不到這些人是人，才能想出如此有效的屠殺方式。德意志民族的高度理性，只為最有效地達到目的而服務，無視一切價值。

這群教育專業人員，罪行當然比不上屠猶的納粹，但當中運用工具理性的思維，我認為是相似的。更可悲的是，過去十幾年，這種位於上層而價值倒錯的「理性」者，越來越普遍，遍佈各個位置。

為甚麼會這樣？這是個宏大的問題。但概括來看，我認為是香港越來越欠缺人文價值訓練所致。我們社會越來越趨向工具理性而埋沒價值，單看近年的狀元志元已可測到水溫。十個狀元七個都想讀醫，全個社會問的，是一個學科可以讓你將來賺多少錢，做這一行能不能儲夠錢買樓，便可以知道價值已慢慢變得沒有價值。香港長期以來輕視文科，完全側重理科，但更諷刺是，重視理科也不是重視理科的價值，而是理科的「價格」，即在市場（選科）值多少錢。

一個社會的價值，由文學、藝術、歷史等學科傳承下去，但香港的人文價值已衰微，文學已是吊鹽水，中文科變了「實用中文」，大家只是希望用捷徑過關，文章傳頌的價值觀早已沒有人細味了。學藝術也只是為了入學的Profile，一切都是為功利目的而「理性」。其他沒有價格的人文科學更是無人問津。

不必驚訝，類似的事件將會越來越多。這一個問題，無關赤化，是香港人以工具理性來自居精英帶來的必然結果，也是我討厭的其中一種「香港民族性」。

看建制蟹下場——或者，真的有業報

政界大奇蹟日一星期，隨各方反應浮面，再加上Whatsapp對話完全曝光，建制蟹蝦碌到底是阿爺之手還是上帝之手，已再無懸念，甚麼陰謀論也無法成立，事情只是徹徹底底「豬咁蠢」。

建制蟹這次幾乎一鑊熟，更形成互鬥，肯定有人要人頭落地，連帶其後台中聯辦也隨時一身蟻。大家就好像看到奸臣落鑊，還是全體落鑊，那些建制藍屍聲都唔敢聲。得此下場，任你最出色的編劇也寫不出來。

可能，真的有超自然力量，又或者叫上帝之手，又或者叫業力果報，也不定。香港人是有福的，也願意積福，即使香港人也有不少缺點，但大部分都善良、正直，有善心，經常捐錢做善事，好多有心人在不同角落幫助其他人，又愛護動物。再加上，一場雨傘運動，很多人在這麼多日裏如此堅毅不屈，正直善良，拒絕邪惡統治，捍衛文明價值，流血流汗，是，即使失敗了，但正如廣告所言：「明知會輸，也一定要贏。」這種精神，或許，積了很好的業報。

相反，對家的嘴臉醜惡百倍，濫權，亂棍扑人，暗角打鑊，還有那些維護建制事事賴佔中的嘴臉，一群賣相極為猥瑣的愛字頭小丑，聯同黑社會一群一群到佔領區襲擊學生婦孺，不是在製造最壞的業報嗎？

彷彿真是「人在做，天在看」，一邊在做正業，一邊在造孽，此消彼長，弄至建制派今日的難看下場。這群人有權有勢，也真的不是蠢豬，竟然如此「一鑊撬起」，何以至此呢？沒錯，因果業報比「民族性」更屬玄談，但除了上帝出手，我真的無法解釋了。

《大時代》裏，方展博決定要跟丁蟹對賭，陳滔滔大力反對，方展博說「有些事你唔做你唔知架」。沒錯，或者方展博真的是丁蟹尅星，只有他和丁蟹對賭，丁蟹才會一敗塗地。如果方展博早七年和丁蟹對賭，可能早七年大仇得報。但這是人性的弱點，一個人不是折墮到某個位，是不願意豁出去的。香港真的像方展博，經歷了十八年的蹂躪，大家覺得輸無可輸，盡地一煲來個佔領。我以為，香港真的全輸了，但想不到半年後，雖然也沒有贏，卻讓全港看見建制派的醜陋、折墮，而當中的曲折如此玄之又玄，可能真是業力作崇，香港也沒有輸掉十足。

隨着爆料越多，這次事無善了。方展博贏了丁蟹後，在桌上放了一家人的相，開了香檳，一隻一隻蟹咁數。我也會學方展博一樣，在桌上放着香港的核心價值，數着一隻一隻有份侵害這些價值的建制蟹(中聯辦大概是丁孝蟹了)，開瓶香檳。雖然，丁蟹最後死不掉，但已夠我樂上好幾天。

如果民族性是種遺傳病

近日陶傑與梁文道為「民族性」大戰，將坊間多年的論戰浮面。

頗為奇怪，這個世界有沒有「民族性」，民族性是不是一種玄談，需要爭論嗎？第一次接觸民族性這回事，是初中讀「差不多先生」這課書，「中國人就係咩都差唔多，得過且過」，這句話，是中學老師說的，現在回想，腦裏還浮現他的樣子。到今天，當學生答錯問題，推說「都係差唔多啫」，我總要說差不多先生把醫生和牛醫當成差不多的故事。

然後，就是初中讀的「阿Q正傳」。「阿Q精神」不是用來諷刺中華民族的性格嗎？只有阿Q精神的民族，才會想到用「場外點票」這種標題嘛。

繼而，就是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所以，自小已不斷聽「民族劣根性」這個說法。如果說陶傑發明了「民族性」的說法，大家只是製造神話，民族性的說法存在已久，陶傑只是套用了現代科學的DNA來增潤文筆。

民族性這個話題，相當宏大。本文只能掃描式探討幾個問題。

一. 民族性是什麼？

民族性當然就是一個民族的典型特質。例如，中國人重男輕女的民族性，歷來都很重，比起很多其他地區都誇張。大陸實施一孩政策後，多少女孩被抛到河中，多少孤女被賣掉，大家也可翻查出來，這都是中國文化長久以來積累的民族性。即使香港，早前就有男子因為老婆連生五個女孩，竟然要自殺。又例如，中華文化有極強的「長幼有序」觀念，故較難令民主實踐，因為民主就是反過來削掉上位的權威。

這些特質是跟民族的文化背景有關，而文化背景又跟地理、生存條件有關，而這些元素又會催生了相應的經濟和政治架構，然後促成相應的歷史，歷史又反過來影響文化，完全是個相當複雜的互動，這還沒有計算幸運的元素。

當我們偶爾聽到，香港人覺得「日本人怎樣」、「英國人怎樣」，同樣也是一種民族性觀點。民族性根本不是用來針對中華民族的。

二. 民族性有多準確

一如大部分社會科學般，有七成準確，已很厲害。我們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準確來與之相比，因為自然科學是非思考的固定規律，但人會思考和進步，人也有不服從主流社會規律的自由意志。所以，談及民族性時，當然不是說100%，但這應是社會科學的常識，不能每次在日常使用民族性一詞都要提一句「有例外」。

三. 民族性為什麼變成爭議？

筆者推斷，是源於近數十年興起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很強的批判力，但往往被人用來取巧。例如當我們說一個民族有某民族性時，套用第二點，其實是指一個概括的典型，而非毫無差異、永恆不變的定律，當中必涉例外。但部分論者喜愛以20%的例外，來推翻80%的典型，令這些論者立於不敗之地，成為真正的「左膠」(我一向避免用標籤，免礙討論，但這裏用得準確)。

舉個例說，所有教科書都會告訴你，青少年進入青春期時，會生暗瘡，但「左膠」學生會指着一個沒有生暗瘡的同學，反駁老師：「你講大話，你這套理論站不住腳」。同樣，當你教學生，青少年在青春期愛跟風，人有我有，希望追名牌，「左膠」也可以找十個八個沒有這種特徵的同學，控告你「建構」，根本沒有這回事。

說明「左膠」更有力的例子，是有統計指出「男生較精於數理，女生較精於語文」，惹來「歧視」投訴。首先，這種投訴假定了「語文比數理低級」，本身就是「歧視」；二來，報告從沒說過女生一定讀不好數理。如果這種統計換了其他課題，如醫學數據，如「男性患癌後較易康復，女性則較難」，則沒有人敢說這是「歧視」。

四. 「左膠」的罪是什麼？

套用第三點，以例外來駁斥典型，最終這種駁斥成為平庸和罪惡的遁辭。當任何人提出民族性問題，大可說「這是建構的玄談」、「你在定型」甚至「你在歧視」來遮醜。

我曾經也被文化研究的理論深深吸引。但讀書越多，越發現這個世界不會靠一套理論解答所有問題。所以我選擇多讀不同書籍，以免變成「左膠」。

五. 民族性的積極意義

民族性最大的意義，是讓我時刻提醒自己保持警覺，不要陷入這種民族的劣根性而不能自拔。等於，我出生南方，是「江南瘴癘地」，便要注重清熱去濕；如果我生於非洲窮國，便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傳染病；如果我到印度旅行，要注意水源清潔。如果，我知道新沙士在這個社會長期爆發，我只好每天戴口罩，使用酒精搓手液，即使我偶爾也會忘記，露出了一點民族性，但長久的警惕，能讓我盡快糾正過來。

說到底，民族性的說法能否成為積極意義，得看胸襟。

六. 民族性能否改變

上文已暗示，民族性當然可以改變。大部分提出民族性批判的人，目的都是希望當中的民族劣根性能被糾正。

陶傑常使用DNA、基因來說明民族性，被批評為把民族性當作「與生俱來」的特質，無可改變。或者用一個這樣的比喻：當我知道我的家人全都在中年時患上糖尿病，我知道自己的DNA出了問題，會令我很易得到糖尿病，於是我很年輕時便注意飲食和運動，希望延緩甚至阻止糖尿病病發。

所以，即使那真是「與生俱來」，也有積極意義。何況以今日科技，基因病變也可及早發覺，很快也會得到治療。

對抗民族性，是困難的

無疑，用包容、「不是人人這樣」來否定民族性，很容易；大方承認並加以對抗、糾正，當然很困難(近月感受很深，因為孩子的關係，我經常要很有技巧地與老人家那種差不多先生、毫不科學、愛縱容的民族性周旋)。

曾有人告之，我被視為「左膠」，聽後真的笑得人仰馬翻。究其原因，因為我曾經寸過本土。今天，我寫了一篇左膠很不喜歡的文章，但由於我已屬「左膠」，即已被視為「本土的敵人」(邏輯：你寸過本土，你是左膠，左膠必定是本土的敵人，這種思維其實也很符合民族性)，我不能稱為左膠又不能稱為法西斯，不左不右，以中國人愛道德批判的民族性來說(詳見「廿三年後看丁蟹」一文)，應怎麼辦呢？不打緊，中華文化的水土已為你提供大量批判辭彙，例如「左右逢源」、「西瓜靠大邊」等，不愁沒得罵。

長久以來，我就是這樣提醒自己，中國人是很愛labelling的，你要活得沒這群人可憐，便先要認識自己的遺傳病，並時刻提醒注重腦部營養和思考運動，摒除民族性的影響，做一個忠於自己獨立思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