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要成為政府的打壓工具嗎？

關於法庭就黃之鋒等人的判詞，我嘗試很理性去疏理一下，看看得出什麼結論。

其中一段判詞：「本席要強調，如本庭作出的判刑不足以阻嚇同類罪行時，法庭可能要採取更具阻嚇力的判刑，以維護法治的尊嚴。」

因為政治運動而出現與之相關的罪行(如在佔領現場發生非禮案便與之不相關)，能否與其他暴力罪行等同？這一點，很值得相榷。

政治運動是要解決當前的政治問題，在權力分立下，法庭是無權解決這些政治問題，因為法庭的唯一權力就是聆訊和判案，只能判定當事人是否違法，如果有，判處什麼刑罰。在法治社會，針對政府的案件一般為司法覆核，法庭可就法律是否賦予政府權力去做事(如推行某項政策)作出裁決，即裁決政府施政是否合法，而無法修訂、撤回這些施政，只要法庭裁決政府有此合法權力，即使施政多壞、輿論如何反對，法庭都無權干預。

雨傘運動針對的，是政治問題，為什麼會有雨傘運動的出現，為什麼雨傘運動能吸引這麼多人支持和參與，為什麼要用非法手段，事隔近三年，相信已不用多花筆墨細說。簡單來說，政府的不得民心、政策傾斜以及不顧市民利益為所欲為，在最近五年顯而易見。

如果法庭要阻嚇同類罪行——這裏的「同類罪行」是指為迫令政府改進、對政府欺壓作出反抗而出現政治運動時採取了非法手段——而重判抗爭者，那麼只是幫政府解決了一些煩惱，而沒有解決整個社會的政治問題，換言之，就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這會造成兩個可能結果：(1) 法庭不斷重判，收到阻嚇作用，社會再沒有人對壞政府反抗，政治問題沒有解決，但再沒有人阻撓壞政府腐敗下去，變得更為所欲為；(2) 政治問題沒有解決，欺壓越重，重判也阻擋不了抗爭者，或抗爭者用更為極端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無論哪個結果，都對社會和人民的福祉百害而無一利。

既然法庭不可以代為解決政治問題，不可以代為推行政策，不可以代為改革政制，不可以辭退有嚴重利益衝突、失責失德甚至犯法的高官議員，不可以主動調查一個收受利益的特首，不可以主動調查種票掌心雷等賄選行為……，只能負責判案，卻希望以重判來阻嚇其他人別要作出反抗，對政府的失誤腐敗卻視若無睹，那麼，法庭只能成為配合行政機構的附庸。

既然只有行政機關有拘捕和檢控的權力，即凡被行政機關檢控的抗爭者都予以重判，法庭不淪為權力機關的打壓工具，又是什麼？

這為之三權合作，這為之法治之死，這為之香港之死。

法治當然不單是守法和執法

考評局發表報告，指通識科試卷中，指學生對言論、示威自由及法治等概念掌握較為薄弱，有相當多的人錯誤認為法治等同於執行法例，部分考生亦只是把法治的意思詮釋為遵守法律，須擴闊及加強認識法治的重要性和功能。

看來，很多高官在法治方面都沒有這種「常識」，何以葉劉說通識會令學生欠缺常識呢？很可能就是藉此掩飾包括她的政界人士嚴重欠缺常識了。

在此，為各同學補補法治的「常識」。

人治與法治之別

人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完全不受規限。但絕對人治的例子不多，即使古代中國皇帝的權力或多或少也受到限制。

法治：政府施政時須完全依據法律。但法律執行不是機械盲從，故法律都會賦予官員一定酌情權。

重點：法治並非單純是有或沒有的問題，而在於程度差別。

法治四層次

1. 有法可依：先有法律可供依循，才能談法治。試想，如果校規是隨意的，或任由校長心情來決定，那是無法而治。香港的法律由立法會制定，故立法會的民選基礎不足(如功能組別)，法例可能有偏袒，認受性成疑。

2. 有法必依：政府、公職人員及人民的行為都需有法律依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心是：無論是市民還是政府都必須守法。如果只強調市民守法，卻默許權力機關徇私枉法，則流於「以法規治國」(rule by law)而非「法治」(rule of law)。例如內地強調市民「違法必究、執法必嚴」，但官員舞弊卻往往難以追究，便是法治不健全之象。簡言之，「有法必依」主要針對掌權的官員，與第三層次「以法限權」相聯繫。

3. 以法限權：以法律限制政府權力、規管公職人員的道德操守及保障人身自由不被侵犯。人民可從清晰的法律條文了解政府權力的界線和自己的法律權利。

限權機構須獨立於行政機關才有效，例如司法機構、立法會。單靠行政內部監察並沒有效，像七十年代前的香港，警察部也有「反貪部」，但貪污依舊嚴重，直至直屬港督(今日為行政長官)的廉政公署成立才能有效打擊貪污。

司法限權是法治建設最基本要求，並須符合幾項原則：(1)司法獨立，司法機關必須獨立於行政機關；(2)司法監察權，司法機關有權審議政府與市民之間就違法或違憲的紛爭、覆核行政決定是否違法或違憲等；(3)人人可及的司法程序：司法機關是被動的限權機制，要由公民提出訴訟才能啟動其限權功能，但由於法律及法律程序相當複雜，平民難以自行掌握，故應有選擇律師的權利；另外，訟費昂貴，故法治社會設有法律援助制度幫助有需要的公民尋求法律協助。

以「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為例，利用法治的「以法限權」概念，便可解釋「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如何體現法治精神。

首先，市民質疑政府的工程違法，可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不讓政府權力獨大，任意施政，體現「以法限權」的法治精神。另外，東涌居民能申請法援去控告政府違法，體現了「人人可及的司法程序」，即使貧窮也可申請法援打官司。第三，事件雖然招致各界批評，指官司將令港珠澳大橋的成本大增，但法院無畏輿論壓力，判案時只按照法例去判定政府有否違法、是否恰當運用法律賦予的權力去施政，在初審判政府敗訴，顯示香港司法高度獨立；第四，政府上訴得直，顯示司法系統成熟完善，如設有上訴機制，以彌補法官可能出現的人為問題(世上沒有完美的人，故也沒有完美的法官，機制補救是必須的)。

4. 法治最高層次：以法達義

法治還有「以法達義」這個最高層次，意思是以清晰法律達到社會公義，例如「公民權公義」（civil rights justice）指，法律應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很多法治制度都訂立具憲法地位的「人權法」，確保法律及執法行為都符合公民權公義的要求。外傭官司可體現這個層次。

公民抗命是指公民刻意違抗不公義法律，或藉違法抗爭去表達對政府強烈不滿或訴求，從而刺激公眾關注和討論，迫令政府改變不公平政策。這種抗爭手法符合法治最高層次的「以法達義」原則。例如黑人民權運動，就是源於「黑人在巴士上必須讓座予白人」這條完全違反公義的惡法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