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通識：引用財爺的需求理論解釋佔中

財政司長曾俊華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後，結語指：

177. 有心理學家曾經講過，對於飢餓的人，有食物的地方就是烏托邦，自由、愛、尊重等等不可以果腹的事物，對他們都是沒有價值。

178. 經過百多年的發展，香港的經濟實力已經躋身世界前列，香港人，特別是新的一代，在物質生活以外，更加「渴望心中富有」，這是社會成熟的表現。

這個心理學家的理論，對於今日大部分高中生來說，毫不陌生，那就是「馬思勞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Need-hierarchy Theory)。這套理論，幾乎每本個人成長通識書、每間學校的通識筆記都提及，大部分老師都會教，一般也附有下圖：

當然，這個理論一般都是介紹而已，因為那涉及深入的心理學，並不適用於通識考試，而且通識不重背誦，硬套理論的答案多是笑話百出。但今日經財爺一點，這套理論肯定升價百倍。學通識，最重要懂得遷移所學到新範疇，財爺正正示範了如何把一個屬於「個人成長」的理論，遷移到「今日香港」來解釋佔領現象。

簡單而言，為何出現佔領運動？看看財爺所說，加以思考，便知道是因為香港經歷百年發展，早已脫離溫飽的最基本需求，特別是今日的年輕人，在富裕的香港長大，根本不愁溫飽，而且得天獨厚，能夠在曾被英國管治的香港長大，接觸到不少先進的西方思想，長大後萬幸離開了「吃喝拉撒」的低等動物頂層需求，進而學懂追求公民意識、公義、公平、仁愛、權力制衡等需求，向需求金字塔的頂層爬，確是社會成熟的表現。

同樣道理，學生也可用此理論解釋藍絲的反應。由於他們說來說去的「論據」都是「搵食」、「搵食」和「搵食」，以馬思勞和財爺的角度來看，撇除那些教育水平和收入較低的少數人，大部分藍絲仍停留在「吃喝拉撒」的層次，吃完屙，屙完瞓，瞓完又吃，循環不息，誰阻住他們吃和屙，誰就是壞蛋，正如財爺所說，自由、愛、尊重、民主、公義等等不可以果腹的事物，對他們不單沒有價值，更是罪大惡極。

我們可以進一步用馬思勞的需求理論分辨，為什麼部分藍絲的FB滿是美食照片，為何他們談政治只談反佔中；而黃絲不單有美食照(這套理論沒說過你進化到追求高層次需求便不需滿足低層次需求)，還有很多佔領相片和不同的相關評論。同樣，正正因為黃絲和藍絲在需求追求層次上有明顯不同，所以他們必然會鬧翻、unfriend，社會這兩個陣營必然會撕裂。打個譬喻，就是你不能跟一頭吃飽了的豬說追求民主普選。

將理論套用到「現代中國」一課，也無不可，但會看到這個理論的限制。很多年前就有人預測，當大陸人富裕了，溫飽了，按需求理論，他們就會要求民主，要求政府有更好表現，以及希望自己的權利得到更大保障，因此大陸中產將成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龐大動力。很可惜，這套理論在大陸用不上(即使香港也有很多「離地中產」吧)，大家發達了，不單不去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還為了滿足低層次需求而把當地弄成「地獄鬼國」，不去要求政府改善產品，卻湧到香港買光你的東西，不去爭取改革，只有逃的逃，跑的跑。

每個理論都有其限制，明白了吧！

法治當然不單是守法和執法

考評局發表報告，指通識科試卷中，指學生對言論、示威自由及法治等概念掌握較為薄弱，有相當多的人錯誤認為法治等同於執行法例，部分考生亦只是把法治的意思詮釋為遵守法律，須擴闊及加強認識法治的重要性和功能。

看來，很多高官在法治方面都沒有這種「常識」，何以葉劉說通識會令學生欠缺常識呢？很可能就是藉此掩飾包括她的政界人士嚴重欠缺常識了。

在此，為各同學補補法治的「常識」。

人治與法治之別

人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完全不受規限。但絕對人治的例子不多，即使古代中國皇帝的權力或多或少也受到限制。

法治：政府施政時須完全依據法律。但法律執行不是機械盲從，故法律都會賦予官員一定酌情權。

重點：法治並非單純是有或沒有的問題，而在於程度差別。

法治四層次

1. 有法可依：先有法律可供依循，才能談法治。試想，如果校規是隨意的，或任由校長心情來決定，那是無法而治。香港的法律由立法會制定，故立法會的民選基礎不足(如功能組別)，法例可能有偏袒，認受性成疑。

2. 有法必依：政府、公職人員及人民的行為都需有法律依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心是：無論是市民還是政府都必須守法。如果只強調市民守法，卻默許權力機關徇私枉法，則流於「以法規治國」(rule by law)而非「法治」(rule of law)。例如內地強調市民「違法必究、執法必嚴」，但官員舞弊卻往往難以追究，便是法治不健全之象。簡言之，「有法必依」主要針對掌權的官員，與第三層次「以法限權」相聯繫。

3. 以法限權：以法律限制政府權力、規管公職人員的道德操守及保障人身自由不被侵犯。人民可從清晰的法律條文了解政府權力的界線和自己的法律權利。

限權機構須獨立於行政機關才有效，例如司法機構、立法會。單靠行政內部監察並沒有效，像七十年代前的香港，警察部也有「反貪部」，但貪污依舊嚴重，直至直屬港督(今日為行政長官)的廉政公署成立才能有效打擊貪污。

司法限權是法治建設最基本要求，並須符合幾項原則：(1)司法獨立，司法機關必須獨立於行政機關；(2)司法監察權，司法機關有權審議政府與市民之間就違法或違憲的紛爭、覆核行政決定是否違法或違憲等；(3)人人可及的司法程序：司法機關是被動的限權機制，要由公民提出訴訟才能啟動其限權功能，但由於法律及法律程序相當複雜，平民難以自行掌握，故應有選擇律師的權利；另外，訟費昂貴，故法治社會設有法律援助制度幫助有需要的公民尋求法律協助。

以「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為例，利用法治的「以法限權」概念，便可解釋「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如何體現法治精神。

首先，市民質疑政府的工程違法，可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不讓政府權力獨大，任意施政，體現「以法限權」的法治精神。另外，東涌居民能申請法援去控告政府違法，體現了「人人可及的司法程序」，即使貧窮也可申請法援打官司。第三，事件雖然招致各界批評，指官司將令港珠澳大橋的成本大增，但法院無畏輿論壓力，判案時只按照法例去判定政府有否違法、是否恰當運用法律賦予的權力去施政，在初審判政府敗訴，顯示香港司法高度獨立；第四，政府上訴得直，顯示司法系統成熟完善，如設有上訴機制，以彌補法官可能出現的人為問題(世上沒有完美的人，故也沒有完美的法官，機制補救是必須的)。

4. 法治最高層次：以法達義

法治還有「以法達義」這個最高層次，意思是以清晰法律達到社會公義，例如「公民權公義」（civil rights justice）指，法律應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很多法治制度都訂立具憲法地位的「人權法」，確保法律及執法行為都符合公民權公義的要求。外傭官司可體現這個層次。

公民抗命是指公民刻意違抗不公義法律，或藉違法抗爭去表達對政府強烈不滿或訴求，從而刺激公眾關注和討論，迫令政府改變不公平政策。這種抗爭手法符合法治最高層次的「以法達義」原則。例如黑人民權運動，就是源於「黑人在巴士上必須讓座予白人」這條完全違反公義的惡法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