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革命，和平抗爭，2014年港人的抉擇

2014年6月27日，距離七一還有四日，香港議會發生了一件非常「暴力」的事件——吳亮星強行通過東北前期撥款，做法之粗暴橫蠻，令全港人無比憤怒。

這篇文章要說的，是我積壓多時的看法，今天忍不住全說出來。香港再次走到一個極危險關頭，我嘗試冷靜，但不是要和平理性非暴力，而只想抛磚引玉，希望有志者一起審視當前香港，謀定後動，想出一條最合適的抗爭路線，將香港從深切治療部救活——只要有救活的希望，都不能放棄。

暴力與革命

近年，抗爭越來越激進，觀乎特區政府種種暴行，這種發展很正常。不過，有一批人總認為香港要走暴力路線，走上革命之路，並不時大談香港人「這樣也不革命是港豬」云云。暴力，革命，說，很輕易，但香港有支持革命的形勢嗎？很多人連革命是什麼也不清楚。我們不妨重溫中西兩個重要的革命史，先理解革命是什麼一回事，並從中借鏡，審視香港形勢。

法國大革命

波旁王朝由1589年到1792年，共歷203年，而關乎法國大革命這個問題，往往由太陽王路易十四說起。他在位72年(1643到1715年)，之後繼位的路易十五，當政59年(1715到1774)，百多年間，法國由強盛走向民不聊生，專政下路易十五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並留下「我死後那管他洪水滔天」的名句。

其後上場的，是大家熟悉的路易十六，當政18年(1774至1792年)。他是個希望有所作為的君主，知道先輩留下一個很大的爛攤子，民怨沸騰，願意改革。但結果，民怨爆發，法國大革命發生了，他最後也被送上斷頭台。革命爆法的時機很合理，因為高壓統治下，即使民怨多深，也敵不過國家機器，但由高壓轉往仁慈，反而招致積壓的民怨盡向他招呼，因為憤怒使人失去理性。

大革命後，法國經歷了恐怖時代，人人都隨時成為反革命份子而被送上斷頭台，最後拿破崙收拾殘局，之後經歷了多次帝制恢復和革命，直到1875年才正式建立第三共和國，秩序才叫穩定下來。距1789年大革命，已是86年後的事。

辛亥革命

第二個借鏡的革命事件，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辛亥革命。康雍乾盛世就如路易十四到路易十五時代，到乾隆時，看似盛世，實質已走向衰落，之後的「洪水滔天」他看不見。如果粗疏地由鴉片戰爭劃為清朝衰落和民怨沸騰的起點，到1911年辛亥革命，共經歷了71年(中間的太平天國只是想造皇帝的流寇作亂，配不上革命、起義)。後來的光緒就像中國版的路易十六，一心希望改革，但同樣軟弱而欠政治智慧。更重要的是，法國王朝當時沒有一個如慈禧的強勢政治人物在背後操縱大局，但很不幸，中國有，於是把革命時機推遲數十年。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帝制，使他留下歷史污名，最後演變成軍閥割據，共產黨乘時堀起，更不幸是日本侵華，令共產黨有了喘息之機。假設，1949年共產黨上場，是恢復了國家秩序，距離辛亥革命38年，如減去八年抗戰，中國用了30年才建立新秩序。但這只是假設，因為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沒有成功」，因為帝制早已用另一種形式恢復，而且中國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再假設，中國大陸到1978年鄧小平復出推行改革開放為止，算是一個較多人認同的「新秩序」，離1911年是67年。如果有些人認為要到八九年後，鄧小平1992年南巡才算秩序穩定，那麼相隔是81年。與法國經86年才建立穩定秩序，何其相似。(讀者不用告訴我現在秩序還沒有建立，這個我知道，但相比起1992年前的動盪，之後廿年中國大陸確實相對穩定)

可以歸納一下這兩段革命歷史：

1.      革命是對一個現有秩序的徹底顛覆，要重新建立新秩序，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往往要經過很多年才能做到，正是「破壞容易，建設很難」。

2.      革命的醞釀需要很長時間，一個社會要進入一段長時間的民不聊生，才有可能積累認同暴力的民怨，認同徹底推翻舊秩序，並願意付出重建新秩序的巨大成本中。

3.      為什麼中共死也不肯放鬆任何政治改革或監控，因為略知法國大革命史，便知道民怨會一下子爆發，而熟悉政治歷史的中共不會不知。當然，越怕越高壓最終時機來臨時反彈會越大，但極權當政者都有「那管他往後洪水滔天」的意志。

革命的本質顯而易見，也正因為暴力和流血革命對社會的破壞太大，才有民主機制的出現，減少建立秩序時的利益爭奪和互相傾軋，以及避免出現難以平復的暴民情緒和其帶來的長遠破壞。

香港未有暴力抗爭的土壤

說完歷史，再以此與香港形勢比較，可以有幾點思考：

1.      既然累積認同暴力和革命的民怨需要很長時間，顯然香港還沒有到達這個臨界點。由1997年至今，不過17年，從港英政府繼承的「財產」，還沒有這麼快耗盡。這一點有機會另文分析。

2.      香港現行體制與法國大革命和辛亥革命時大大不同。當時是極權帝制，要等一個國王下台，只好等到他死去那天，但無論是香港還是今日的大陸，都有一套假民主的換人機制，而每一次換人，都給某些人帶來希望——老懵董下台便期望煲呔曾，當煲呔曾變成貪曾，有些人又期望梁振英。大陸也一樣，江澤民退場，大家期待胡溫新政，胡溫沒有什麼新政後，又期待習李新政。這反而是一種很維穩的偽民主制度，既擁有類似極權帝制的權力，卻比極權帝制更能維穩，因為換人就會抵消部分人的怨氣，而不像帝制時代，民怨可以投向同一個皇帝達數十年，直至自己什麼都不剩，連命也可不要，便爆發革命。反觀香港，老董的下台正正見證了這個循環——他一下台，七一人數由數十萬減至數萬，大部分怨氣立即沖淡。這之所以在香港要累積認同極激進勢力(是極激進，不是今天那種程度的激進)是如此之難。

3.      香港仍然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城市，當很多人還在享受種種物質快樂時，認同暴力的民怨一定積不起來。舉個例子，我發現近年很多中學生畢業，會去「畢業旅行」，地點是南韓、台灣等地。回想我那個年代，畢業能跟一大班朋友去大嶼山長洲已是無比幸福，一群中學同學可以在會考後出埠旅行，在當時簡直匪夷所思。你無法否認，香港仍然是一個很富裕的城市，她比過去發生革命的地方，條件太不匹配。你會說，香港已失去很多，沒錯，大家都感覺到，但一個在賭場輸了一半身家的華人(是華人，不包括外國人)，明知對方出千，你叫他反枱，暴力抗爭，他一定不會，不敢，除非他輸到命都可以不要時，才可能跟出千的賭場拚命。再看物質以外的條件，香港沒什麼冤獄，長毛入獄，他自己都不覺是冤獄；627法律界黑衣行動，證明還有很多人有法治之心；香港的傳媒仍然擁有自由，只是大部分老闆自己放棄這種自由；貧富懸殊嚴重，但還有Benson那類為無家者奉獻的人，而且每次能積聚大量捐贈的物資，足見香港的情況與革命時代的情境相差太遠。(我並非指責這些行動有問題，反而覺得十分崇高，勿斷章取義)

4.      但即使真的像某些人主張暴力，是否鬥得過呢？現實是，有兒有女有工作的不敢衝，一把年紀的無力衝，剩下可以衝的是較年青的。所以，社會進步往往都靠年青人的熱火。但你面對的，是共產黨，革命的對決講求實力，這樣的人數，不用鎮壓，很簡單也可解決掉。選擇暴力抗爭，在軍事化國家機器跟前，以武力勝出是沒有可能，只能用鮮血博取普世同情再以更多鮮血換取結果。但香港到了能付出犧牲的成本嗎？如果沒有，暴力，即使是一少撮的暴力，就會惹來社會反彈，因為暴力破壞舊秩序，便侵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這些人本來就不願在這時候付出這麼大代價，你怎贏得他們的同情呢？

暴力能有效感召嗎？

說了這麼多，其實只想說抗爭路線的選擇問題。究竟在這個時代，政治領袖應給予香港人什麼路線選擇，才能凝聚最大力量呢？用什麼方式感召香港人，是一個現階段值得深思的問題。

如果主張暴力，首先要問，究竟用暴力希望換取什麼成果？你想推翻特區政府，還是背後的共產黨？如果是後者，香港肯定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是前者，那麼之後要建立香港的新秩序，撇開中共的必然插手不計，要建立新秩序需要有人支持，那麼施用暴力後會否得到香港人支持呢？還是，那只是情緒發洩，沒有想過建立新秩序的難題？

當香港還是個富裕城市，當電視機畫面播出示威者使用暴力時，就會有很多人認為不妥(而且我們的電視畫面選擇有限而多屬維穩)，你叫他們港豬，也沒用，因為畫面是直接接收的，但事件背後的脈胳和理據需要動用大腦想，可惜，就連622投票的方案，不少人也懶得用腦去分辨。但其實也是人之常情，因為香港的生活壓力已迫得每個人不願用腦，他們不是完全不願關心政治，而是他們的老闆不願關心，所以給予大家很多工作，在工作上耗盡了精力後沒有多少人還樂意用腦。他們不一定想當港豬，但在地產霸權主導的香港，生活壓力令人在工餘時活得像豬。再加上六七暴動的陰霾，對六四屠城的恐懼，施用暴力往往立時被定性為叛亂，這便很難作出有效感召。

回看近日的東北發展，出來表態的人數少，但國民教育、港視事件、622普選投票等，出來表態的人很多，因為東北發展較難翻譯成為全港人的利益，出來的人便少。沒錯，你會說香港人是自私的，但古往今來，有什麼社會，裏面大部分人是不自私的？想一想，改變人類自私的劣根基因容易，還是順應自私而產生的集體恐懼容易？香港人不是不願反抗，但都希望這種反抗在一個較安全的情形下進行，他們很多活得很好，你卻叫他們當亡命之徒，這其實違反人性。

集會真的沒用？

經常有一種論調，說幾十萬人出來然後散，沒有用，對多年遊行完後第二日返工的情況嗤之以鼻(但他們嗤之以鼻時同樣在上班)；有些人也批評香港人懦弱，不會衝擊。我坦誠，我無法衝擊了，特別對於我這把年紀、大半年前還做了大手術的人來說，我做不到。年輕總叫人羡慕，因為年輕像有無限的歲月，無限的可能，如果今日我還年輕，也會積極加入這批人的抗爭，但我已無法回頭，無力學習他們，這是我的限制，但我會選擇在另一個位置支持所有對不義宣戰的人。

我不會批評那些人是「去完就散」，也不會譴責不願犧牲所有的人，因為我想不通，歷史上有什麼革命份子，是不斷靠譴責人家不願犧牲而成功的。不斷罵這些其實支持抗爭但沒有出來的香港人是港豬，我倒想知道有什麼用？相反，我覺得每年的種種遊行，在社會累積起長遠作用。可以想想，由2003年七一，到今日2014年，究竟走出來抗爭的後生仔女多了幾多？演藝學生向一個高高在上的高官示威，在2003年以前可以想像嗎？如果沒有每年數以十萬人走出來的民意支持，任何形式的抗爭都不成氣候。

即使不少次香港人令人失望，我認為他們仍然是有希望的，因為我理解，這個城市完全欠缺文史哲的修養，在他們被管治的經驗裏，對政治和歷史有如此蒼白的認知，最後能做到這樣，其實很了不起。沒錯，有人又會說「自high」，但你又能在短時間改變這種狀態嗎？你罵完他們後，便能更多人加入你的抗爭嗎？還是令他們更洩氣，不願再抗爭呢？

現實來看，香港人較易受道德感召，每凡大是大非，當香港不能退時，總有一群人走出來。以香港的文明狀態，暴力不是一個好選擇，但文明的道德感召，同樣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量。公民抗命，是革命前的一個選擇，佔中是一個開始。有人批評，為什麼佔中要強調和平，為什麼要搞這麼多事情，花這麼多時間，被人批評「講多過做」，也要如此做，其實，那就是要凝聚民意的授權——經商討和投票凝聚的民意是堅實、強大、無可妥協的，過程中不犯規不偷步的結果，才會令政府難以耍賴，或正確點說，耍賴得很核突，連盲毛都看出其耍賴。

你反問最終有沒有效果？我記得陶傑在節目說過，共產黨不是英國政府，學甘地走和平抗爭不會成功。或許是的，結果誰都無法預料，但我們又有多少選擇？和平抗爭爭不過，難道暴力抗爭就可打贏解放軍？就連警察也鬥不過！那麼剩下的，難道就是什麼也不做，放棄嗎？如果是這樣，倒不如像林夕所言，要死，也死得有尊嚴，死得令世人尊敬。

和平抗爭，在現階段，我相信是能凝聚最多人的路線，也給予抗爭者最大的道德力量。和平抗爭不一定是軟弱無效，例如不合作運動，這個世界有很多法例，犯了不用坐牢，但會為一個不義的政府帶來麻煩，而且更多人能夠加入。

2014年七一後

2003年，香港人仍然不明制度之惡，只要政府略加施捨，足能安撫民心，龐大民意沒有轉化成改變制度之力，虛耗了。2014年，很可能會是自2003年後民怨最大的一年，十一年裏，我們看得到醒覺的人多了，如何將這些民意導向針對制度的長久抗爭呢？無論什麼路線，即使是革命，對制度的抗爭必然是長久的，大家可以想清楚當前形勢，香港人因歷史和文化原因而形成的集體性格，怎樣的抗爭才能讓更多人參與、讓不同人輪流接力、使運動持續和施加強大壓力，是當務之急，而非互相傾軋。從政，是要學懂忍辱，無論給人怎麼罵，都得忍，因為最大的侮辱不是來自這些網民，也不是來自同道異路者，更不是來自打手，而是來自當權派的肆意妄為。誰對誰錯，很多時不能在今天能判決，讀史，會發現對錯往往是多年後才有較清晰的答案。

結語

文章很長，我已盡力抽離分析，當中或有粗疏失誤，況小弟向來才疏學淺，莫怪。文章無意責備任何人或團體，但不用說，必定有人斷章取義，免不了捱罵，不過全都不相干，因為我不只說過一次：

反共和反梁的，都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