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民族性是種遺傳病

近日陶傑與梁文道為「民族性」大戰，將坊間多年的論戰浮面。

頗為奇怪，這個世界有沒有「民族性」，民族性是不是一種玄談，需要爭論嗎？第一次接觸民族性這回事，是初中讀「差不多先生」這課書，「中國人就係咩都差唔多，得過且過」，這句話，是中學老師說的，現在回想，腦裏還浮現他的樣子。到今天，當學生答錯問題，推說「都係差唔多啫」，我總要說差不多先生把醫生和牛醫當成差不多的故事。

然後，就是初中讀的「阿Q正傳」。「阿Q精神」不是用來諷刺中華民族的性格嗎？只有阿Q精神的民族，才會想到用「場外點票」這種標題嘛。

繼而，就是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所以，自小已不斷聽「民族劣根性」這個說法。如果說陶傑發明了「民族性」的說法，大家只是製造神話，民族性的說法存在已久，陶傑只是套用了現代科學的DNA來增潤文筆。

民族性這個話題，相當宏大。本文只能掃描式探討幾個問題。

一. 民族性是什麼？

民族性當然就是一個民族的典型特質。例如，中國人重男輕女的民族性，歷來都很重，比起很多其他地區都誇張。大陸實施一孩政策後，多少女孩被抛到河中，多少孤女被賣掉，大家也可翻查出來，這都是中國文化長久以來積累的民族性。即使香港，早前就有男子因為老婆連生五個女孩，竟然要自殺。又例如，中華文化有極強的「長幼有序」觀念，故較難令民主實踐，因為民主就是反過來削掉上位的權威。

這些特質是跟民族的文化背景有關，而文化背景又跟地理、生存條件有關，而這些元素又會催生了相應的經濟和政治架構，然後促成相應的歷史，歷史又反過來影響文化，完全是個相當複雜的互動，這還沒有計算幸運的元素。

當我們偶爾聽到，香港人覺得「日本人怎樣」、「英國人怎樣」，同樣也是一種民族性觀點。民族性根本不是用來針對中華民族的。

二. 民族性有多準確

一如大部分社會科學般，有七成準確，已很厲害。我們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準確來與之相比，因為自然科學是非思考的固定規律，但人會思考和進步，人也有不服從主流社會規律的自由意志。所以，談及民族性時，當然不是說100%，但這應是社會科學的常識，不能每次在日常使用民族性一詞都要提一句「有例外」。

三. 民族性為什麼變成爭議？

筆者推斷，是源於近數十年興起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很強的批判力，但往往被人用來取巧。例如當我們說一個民族有某民族性時，套用第二點，其實是指一個概括的典型，而非毫無差異、永恆不變的定律，當中必涉例外。但部分論者喜愛以20%的例外，來推翻80%的典型，令這些論者立於不敗之地，成為真正的「左膠」(我一向避免用標籤，免礙討論，但這裏用得準確)。

舉個例說，所有教科書都會告訴你，青少年進入青春期時，會生暗瘡，但「左膠」學生會指着一個沒有生暗瘡的同學，反駁老師：「你講大話，你這套理論站不住腳」。同樣，當你教學生，青少年在青春期愛跟風，人有我有，希望追名牌，「左膠」也可以找十個八個沒有這種特徵的同學，控告你「建構」，根本沒有這回事。

說明「左膠」更有力的例子，是有統計指出「男生較精於數理，女生較精於語文」，惹來「歧視」投訴。首先，這種投訴假定了「語文比數理低級」，本身就是「歧視」；二來，報告從沒說過女生一定讀不好數理。如果這種統計換了其他課題，如醫學數據，如「男性患癌後較易康復，女性則較難」，則沒有人敢說這是「歧視」。

四. 「左膠」的罪是什麼？

套用第三點，以例外來駁斥典型，最終這種駁斥成為平庸和罪惡的遁辭。當任何人提出民族性問題，大可說「這是建構的玄談」、「你在定型」甚至「你在歧視」來遮醜。

我曾經也被文化研究的理論深深吸引。但讀書越多，越發現這個世界不會靠一套理論解答所有問題。所以我選擇多讀不同書籍，以免變成「左膠」。

五. 民族性的積極意義

民族性最大的意義，是讓我時刻提醒自己保持警覺，不要陷入這種民族的劣根性而不能自拔。等於，我出生南方，是「江南瘴癘地」，便要注重清熱去濕；如果我生於非洲窮國，便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傳染病；如果我到印度旅行，要注意水源清潔。如果，我知道新沙士在這個社會長期爆發，我只好每天戴口罩，使用酒精搓手液，即使我偶爾也會忘記，露出了一點民族性，但長久的警惕，能讓我盡快糾正過來。

說到底，民族性的說法能否成為積極意義，得看胸襟。

六. 民族性能否改變

上文已暗示，民族性當然可以改變。大部分提出民族性批判的人，目的都是希望當中的民族劣根性能被糾正。

陶傑常使用DNA、基因來說明民族性，被批評為把民族性當作「與生俱來」的特質，無可改變。或者用一個這樣的比喻：當我知道我的家人全都在中年時患上糖尿病，我知道自己的DNA出了問題，會令我很易得到糖尿病，於是我很年輕時便注意飲食和運動，希望延緩甚至阻止糖尿病病發。

所以，即使那真是「與生俱來」，也有積極意義。何況以今日科技，基因病變也可及早發覺，很快也會得到治療。

對抗民族性，是困難的

無疑，用包容、「不是人人這樣」來否定民族性，很容易；大方承認並加以對抗、糾正，當然很困難(近月感受很深，因為孩子的關係，我經常要很有技巧地與老人家那種差不多先生、毫不科學、愛縱容的民族性周旋)。

曾有人告之，我被視為「左膠」，聽後真的笑得人仰馬翻。究其原因，因為我曾經寸過本土。今天，我寫了一篇左膠很不喜歡的文章，但由於我已屬「左膠」，即已被視為「本土的敵人」(邏輯：你寸過本土，你是左膠，左膠必定是本土的敵人，這種思維其實也很符合民族性)，我不能稱為左膠又不能稱為法西斯，不左不右，以中國人愛道德批判的民族性來說(詳見「廿三年後看丁蟹」一文)，應怎麼辦呢？不打緊，中華文化的水土已為你提供大量批判辭彙，例如「左右逢源」、「西瓜靠大邊」等，不愁沒得罵。

長久以來，我就是這樣提醒自己，中國人是很愛labelling的，你要活得沒這群人可憐，便先要認識自己的遺傳病，並時刻提醒注重腦部營養和思考運動，摒除民族性的影響，做一個忠於自己獨立思考的人！